史书丞，博士，大连海事大学。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墨西哥移民政策越发紧缩。回顾美墨之间的历史，美国对墨西哥移民政策一直呈现钟摆化。表现为美国政府在该问题上的立场钟摆化、法案钟摆化和执法模式钟摆化，导致了一系列墨西哥族裔在美国认同危机和两国关系的恶化。钟摆化对墨移民政策有很多的负面影响，基于三种不同的假设，未来美墨之间在墨西哥移民议题上仍会采取合作大于对抗的模式。美国为了避免对墨移民政策的钟摆化带来的失衡结果，追求稳定连续的措施和对墨友好合作才是解决之道。

美国；移民政策；钟摆化

解释移民政策在内的政治结构的一种方式，是以世界政治行为体之间的能力分配为出发点。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存在着复合性的依赖，前者凭借二者权力分配之间的悬殊可以大幅度地调节对后者的移民政策。墨西哥移民现今是美国最大的移民团体，美移民政策的巨大转向表明目前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内部的割裂性依然存在，并且始终依照强话语权一方的国家利益呈现钟摆化。美国学者对墨政策的研究，无法摆脱经济决定论和受制于自身移民背景的个人情感因素。较少客观解释美国对墨移民政策的变动和原因。或以伊斯比斯特为代表的新移民学者，完全肯定墨西哥移民的价值，或以学者米尔顿·戈登为代表新教派学者，主张保持美国的盎格鲁一致性。我国国内学者对美国移民政策的研究，以邓蜀生和梁茂信为代表，但缺乏对墨西哥移民的系统性阐述和预测性分析。本文通过美国对墨移民政策钟摆化特点的分析，试图进行脉络化的研究和一定的补充。

一、钟摆化的表现

(一)美国摇摆不定的立场

美国与墨西哥作为邻国，其经济实力的差距之大，是世界上任意两个邻国难以达到的。两国之间的边境长达三千多公里，位于边境北部繁荣富足的美国对于墨西哥人来说一直是向往的天堂。年至年的美墨战争，美国抢占了墨西哥近一半的领土。此后爆发的几次墨西哥移民潮，并未引起墨西哥政府的积极对待。但是自年的经济危机后，墨西哥政府日益对移民的作用加以重视。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组建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日渐淡化对美国的民族主义仇视和反美情绪。该协定也推动了大量包括合法与非法在内的墨西哥移民潮。无论从墨西哥自身的法律制定、政策指向还是从实际的经济收入分析，墨西哥政府都将本国在海外的移民，尤其是在美国的移民视为重要的国家发展的经济资源。

与墨西哥政府不同，美国对于墨西哥移民的政策依据美国不同时期的本国利益变化，立场变化幅度较大。国家利益本身具有动态性，依据国家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内容。在移民问题上，当美国国内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时，倾向于采取宽松的移民政策，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处罚也会轻很多。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同时期侧重有所不同，但始终围绕着繁荣与安全两大利益主题。对墨西哥移民政策的钟摆化，随着墨西哥移民数量、墨西哥非法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美国自身的经济需求呈现大幅变化。美国急需劳动力的时代，北上的墨西哥劳动力，包括合法与非法，都为美国的战时和战后经济都带来了巨大的贡献。

墨西哥非法移民，实质上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副产品，也是墨西哥经济落后的伴生物。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南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是典型的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州，其棉花和蔬菜种植在收割季节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美国西南地区的农场主请求联邦政府为他们“引进”墨西哥工人，作短期的雇工。年，在联邦政府推进下，美墨达成“季节工人项目”。该项目针对墨西哥移民，旨在为美国南部州提供廉价劳动力，延续了22年。年，美国国会通过了45号公共法，正式批准该项目。但是该项目在实际实施中，涌入了大量的墨西哥非法移民，一些农场主为了避税选择价格更加便宜的墨西哥非法移民，加上联邦政府监管不力，墨西哥非法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甚至墨西哥非法移民，并未随着该项目的结束而减缓。美国人口学家琼斯认为，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根源就是“季节工人项目”，短短二十几年期间，向美国输入了数百万墨西哥非法移民。可见，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属于经济移民。美国出于国家经济利益而制定的对墨移民政策，是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源头。因此，公众舆论以及对墨移民政策自然会随着美国经济形势即自身利益的走向而变化。

(二)非连续性的对墨移民法案

年，美国颁布了以民族来源为基础的移民法，并于年正式实施该法，从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移民限额制度。在移民政策上，表现出明显的对墨移民歧视性色彩。这一法律是美国本土主义思潮达到高峰的一个表现，该法是为了保存美国新教文化特征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特性。该法案的背后，是美国主流社会对墨西哥非法移民无法融入、无法将其“同化”的恐惧。美国日益注重该群体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销蚀。区域性的经济滑坡和公众舆论的怀疑，直接影响着美国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对墨移民政策也会随之趋于紧张。美国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驱逐和边境巡逻队的阻止能力，一直随着美国国内经济情形和公众舆论来回摇摆。该法的立法者认为:“应当多吸纳优秀地区移民，北欧、西欧国家的移民要比墨西哥移民优秀。”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移民与国籍法》(又称《麦卡伦－沃尔特法案》)。这部法律改变了年法律的对墨配额政策，分半球解决移民问题。限制东半球移民配额，与此同时对邻国墨西哥开放配额。该法形成了美国移民政策的基本框架。冷战期间，为了打击苏联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又进一步放宽对墨移民政策，接收很多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在内的移民。最典型的代表即颁布了年的移民法。年，美国国会废除带有歧视色彩的移民限额制度，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外来移民与国际法修正案》。该法案出台的背景是冷战时期以及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平权运动时期。美国两大党不同的对墨移民政策竞选方针中，肯尼迪的竞选成功，使其倡导的自由化移民政策得到落实。

通过上述法案，美国的对墨移民政策较过去移民限额制度要进步和相对宽松。但是具体到失去“季节工人项目”的墨西哥移民而言，反而是一种程序上的限制和桎梏。该法案规定，西半球的移民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进行分配，但是并未规定具体的接收方式，导致墨西哥正式提请移民的申请被大量积压。在墨西哥非法移民问题上，正式申请渠道的程序冗繁导致墨西哥移民申请数量减缩，但同时美国国内对墨劳动力需求持续存在。由于申请程序的模糊和复杂，需要填写大量的纸质材料，加之美国国会对美墨边境人力设施等缺乏财力投入，并没有阻止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涌入。年的移民法使得墨西哥人进入美国的人数中非法移民的数量大大增加。一直保持着稳定的上升趋势，总数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墨西哥移民群体数量增长，与此同时，其对母国墨西哥文化和认同感的始终保留，无法融入美国文化的主流群体，引起美国社会不断的焦虑和对自身利益的恐慌。

年美国出台专门面向墨西哥非法移民的《移民改革和控制法》。该法规定雇主不得雇佣非法移民，并且设置了相应的违反刑罚，雇佣非法移民的雇主面临监禁和罚款。对墨西哥非法移民如何合法化规定了具体条件，还加大了对美墨边境巡逻的财政投入，这些条款都是针对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该法成为适用墨西哥非法移民的第一部系统性法案。该法仍旧为墨西哥非法移民转化为合法移民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软性的条款居多。即使规定了执法人员将墨西哥非法移民驱逐到美墨边境，隔天墨西哥非法移民仍可以通过漫长的边境线轻松进入美国境内。该法实施效果差强人意，除了是第一部面向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控制法案的定位之外，其造成的结果是变相增加了墨西哥非法移民。据估算，该法实施之后，仅仅是短期政策性的缩减，随着时间的推移，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数量反弹十分迅速。因此，这部法律事实上是鼓励了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增长。

年代，墨西哥非法移民净增数量保持在20万—30万之间。年布什总统签署了进一步鼓励移民扩张的《移民法案》。在墨西哥非法移民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并不断增长的态势下，美国于年再次通过针对非法移民的《非法移民改革和责任法》。该法成为年以来美国最严格的反移民法。该法强化边境执法效果、扩充执法人员、强化针对墨西哥人的过境证管理等严苛的对墨移民政策。

进入新世纪后，9·11事件强化了美国的国土安全与边界控制。美国社会深知当时的对墨移民政策已经无法适应发展，但小布什提出的各种对墨移民政策改革提案，由于无法在参议院和众议院达成妥协，最后均以失败告终。因此该时期的对墨非法移民政策出现“断裂”，一方面，旧时政策不能适应需求。另一方面，以加州、亚利桑那州为代表的被墨西哥非法移民大量充斥的州，由于无法依靠联邦政府出台统一法案，纷纷出台所谓的“自救”州法案。加利福尼亚州的第号提案和亚利桑那州的SB法案即是其中代表。但是只要美国联邦政府掌握着对墨非法移民的专属执法权，无论美国各州出台何种提案，最终践行效果十分有限。年特朗普执政当选后，对墨西哥移民政策更加严厉，特朗普抓住了美国国内的白左排外情绪，其竞选方针一大卖点即是在美墨边境筑墙并由墨西哥政府为此付费。

由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选择始终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美国的对墨移民政策难以掌握全面和复杂的全部信息。往往一些错误的认知和倾向，导致政策和行为并不是完全的理性和客观。从以上历史脉络中，美国对墨的移民政策钟摆化的动因在于美国政策制定的偏好倾向于解决国内实际的当下问题，导致后期政策的不连续和新的问题的出现。美国对墨移民政策往往是集团博弈的国内政治过程，这种不连续的政策是美国社会集团偏好的集合，也是对墨移民政策钟摆化的政治原因。

(三)对墨非法移民执法治理模式徘徊

不仅对墨移民政策立法内容呈现钟摆化，美国移民执法治理模式也呈现徘徊的钟摆化现象。墨西哥非法移民占据美国非法移民中的主体。美国联邦政府专有移民执法的权力，对墨西哥非法移民执法的治理模式呈现刚性治理和柔性治理两种。这两种模式并不同时采用，而是根据不同的时期和状况，择一种执法治理模式。刚性移民执法治理模式以“封堵”和“驱逐”为主要手段，柔性则以“合法化政策”“自愿离境计划”等为内容。

对墨非法移民的刚性执法模式，分为两个领域，即边界执法和国内执法。边界执法的目的，在于“堵”，通过对墨西哥非法移民越境的活动进行堵截从而拒之国门之外。国内执法的目的是“驱”，将已经进入境内的墨西哥非法移民驱逐出去。刚性执法模式中，一方面存在着不公平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又会逐渐流于形式。例如，美国国内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采取的“驱”，可以采取工厂执法形式，雇主通过核查雇员的移民身份，来解雇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工作，从而减少墨西哥非法移民的经济利益动因。但是，这种方法给工厂雇主增加了负担，并且容易引发歧视问题，所以美国国内就此出现很大的意见分歧。此外，移民管理局逐渐被商业利益集团、移民组织施压，时间久了后流于形式，转向柔性执法模式。

对墨非法移民的柔性执法模式，主要通过合法化墨西哥非法移民、自愿离境计划等内容实现。合法化墨西哥非法移民，也被称为是“大赦”，基于刚性执法模式的弊端，为了避免资金和人员的大量消耗，为墨西哥非法移民提供这种合法化的渠道。自愿离境计划，是为了避免刚性执法模式中的对人权的侵害而设立。但是，由于缺乏奖励机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柔性执法模式，也并未有效控制墨西哥非法移民比例(见表1)，并且随着不佳的效果蔓延，又会逐渐回到刚性执法模式。负责驱逐与拘押墨西哥非法移民的美国官员海斯(JamesHayes)认为，柔性执法模式的结果带来重要的启示就是美国需要扩大美国突袭墨西哥非法移民的规模。这又退回到刚性执法模式，可见美国面对墨西哥移民问题，在执法模式上，存在着失衡和来回摇摆的现象，呈现钟摆化。

以上历史脉络分析中，可以清楚地显示美国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态度一直以国家利益为轴心来回摇摆，呈现钟摆化。不同时期，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以及对自身价值观输出的使命感，左右着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政策。不同时期的移民法案，其通过的背后是不同利益集团的角逐和博弈，也彰显着对墨西哥非法移民这个议题，美国态度的摇摆不定。一方面，美国南方种植产业发达的州，不愿放弃墨西哥非法移民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收益，游说国会鼓励吸收来自墨西哥的谋生者;另一方面，随着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数量增长，更深的社会问题开始显现。墨西哥移民群体无法像早期欧洲移民者一样有“拔根性”，始终保留母国语言在内的各种文化。其中的非法移民带来一定的走私、毒品犯罪等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又使得美国对安全利益日渐重视。通过法案规定严苛条款，限制墨西哥非法移民，根据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走向，控制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

二、钟摆化产生的问题

美国对墨移民政策的钟摆化会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美国社会容易在钟摆化中，逐渐固化对墨移民的两极化态度。一方面过度妖魔化墨西哥移民群体，引起民粹主义泛滥。另一方面，过度放松对墨移民政策，继续听任墨西哥非法移民问题的存在。治理钟摆化面临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任何一种政治稳定，都包括两种要素，即秩序性和稳定性。美国的对墨政策具有一定的秩序性，但是钟摆化缺乏稳定性导致了一系列的美国社会问题。

(一)不利于墨西哥族裔对美国的认同

墨西哥移民不是“拔根者”，地理和历史原因使得他们成为美国移民群体中独特的一个群体。阿瑟·曼认为，在民族认同方面，政府能做的十分有限，如同宗教问题，属于个人选择的内容居多。但事实上，移民政策作为美国外交领域的范畴，与国内的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墨西哥人而言，年美墨战争之后，被盎格鲁－美国人武力征服领土和家园的阴影一直存在。被“反客为主”的经历，使得墨西哥人清楚与美国之间的弱势和从属地位。社会学家约瑟夫·阿尔布特曾经指出，民族迫害的结果之一是民族团结得到加强。墨西哥人早期族性意识的觉醒与美国初期的迫害与歧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美国来回反复的移民政策，加剧着墨西哥民族的对美认同危机。虽然传统现实主义观点认为，国家应该充分保留政策的多重选择性。但是非连续性的钟摆化政策可能会取得暂时性的国家利益，却使其他国家产生怀疑，并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眼里不确定性的合作伙伴。美国对墨西哥移民政策的摇摆，不仅会使得墨西哥产生不安，也削弱了美国自身可靠承诺的能力。墨西哥移民作为跨界民族进行的认同调适，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进行，都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这并不代表墨西哥移民对于美国移民政策的认可，更不代表美国社会排外和宣泄经济滑坡压力时期，墨西哥移民自愿接受了美国社会打压的族群设定。相反，会通过各种形式旨在增进墨西哥移民的族群凝聚力，应对来自美国主流群体的阻力。这种被动调适的过程，是一个减少对美国认同提升墨西哥移民群体深层联结的过程。由于受语言、教育、就业和收入水平的影响，美国的墨西哥人融入主流社会和文化一直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根据年的调查显示，万美国人在家里说西班牙语，墨西哥移民中85%以上的家庭认为子女应接受西班牙语教育。作为民族融合的重要指标，归化、跨族通婚和民族认同可以反映出一个群体融入美国社会的程度，但墨西哥移民在这三方面的指标数据明显低于其他族裔。墨西哥移民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即居住地十分集中。大量的墨西哥合法或非法移民，选择在迈阿密、洛杉矶、旧金山等地居住。墨西哥移民的集中，在政治选举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聚集地南部佛罗里达州，成为一大选举票仓。虽然目前表面上，美国仍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但是特朗普以限制对墨移民政策和打击墨西哥为选举口号和当选的胜利，表达了以亨廷顿教授为代表的“沉默的大多数”对于墨西哥移民的不满。这种既需要又排斥的态度，体现在长期以来美国对墨移民政策的钟摆化并导致了一系列负面的结果。美国意识形态对外投射面临失败和挫折时，常会借由排外和孤立的形式对同化失败的族群进行施压。当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不景气时，倾向于采取严厉的移民政策，转嫁国内就业压力和民族矛盾，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处罚会重很多。但是这种钟摆化的移民政策，加剧了墨西哥移民的非“拔根性”移民特质，与其他族裔相比，墨西哥移民始终保留着对母国文化的认同和语言习惯的并行。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视自己在美国的工作为临时性的营生，把在美国的经济收入最终回流到墨西哥进行消费。流入美国的墨西哥移民，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形式，都保持着较高的民族生育率传统。在美国出生的二代墨西哥子女，面临着两种文化渊源差异巨大、取向不同的生长环境。但由于其父辈的影响与墨西哥的地缘优势，他们仍会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保留对自己墨西哥族裔的文化认同。美国以国家利益而大幅摇摆的移民政策，事实上不利于其多元化和熔炉化的社会根基，也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墨西哥合法移民的同化率，加剧墨西哥族裔的认同危机。

(二)冲击美国的熔炉属性

多元化的美国社会和族裔带来强大的活力，美国成为一个“熔炉”一样的器具，可以吸收不同的文化、群体，锻造出美国特有的精神内核。但是，对墨西哥钟摆化的移民政策，逐渐冲击着美国的熔炉基础。美国熔炉特征的基础，是美国移民的多元化。表现为种族构成的多元化、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以及文化的多元化。这些是美国熔炉文化的基础和材料来源。但是，对墨西哥政策的钟摆化，缩小了尊重和宽容前提下承认彼此的空间。将墨西哥移民视为可被牺牲的一个群体，美国社会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墨西哥移民政策经常被用来作为各个不同利益集团谈判和博弈的筹码。美国对待墨西哥移民群体的问题，其出发点并不是在真正尊重该群体的前提下加强融合，而是在美国国内的失业、政治选举、经济危机等前提下作为发泄口和“开刀口”转嫁国内舆论。对墨西哥钟摆化的移民政策，弱化了熔炉特征的同化作用。熔炉论的实质是同化论，从而实现达到社会融合的目的。但对于墨西哥移民，无论是以合法还是非法形式进入美国，均存在着对美国主流文化、信仰的疏离感，以及继续保持自身族裔宗教、语言、文化的情形。这种现象是对美国熔炉特征同化作用的一种弱化，不利于美国继续保持自身独特的熔炉特质和自信。后冷战时期，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美国引起了巨大轰动，其中明确指出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强调并不是多元化本身创造了美国的伟大，而是多元化背后的文明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显然并不是墨西哥移民带来的原有社会价值和文化。亨廷顿对于拒绝被同化和西化的文明，表现强烈的危机感，将其视为一种直接的威胁和挑战。对墨西哥移民政策的摇摆化，加剧了墨西哥族群社会性的被歧视。墨西哥移民数量的持续增长，使得西班牙语在美国普及度极高，美国国会曾经考虑将西班牙语列为官方语言之一，但是该建议遭到了绝大多数议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的反对。较之实际被使用和普及程度，西班牙语拒被纳入的理由充满歧视，苍白无力，反对的官员认为语言关系到国家政治和统一基础。美国作为移民国家，二战后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案和政策杜绝种族歧视。但是现今美国的种族歧视以一种更为隐蔽、非语言化和间接的形式存在。美国社会学家弗罗姆和科威尔分别指出，社会对种族的压迫一旦形成，会不自觉地在人们大脑中形成一种固定偏见。美国对墨西哥移民的政策变化，使得美国社会经常视该族群为可被牺牲利益的部分。长此以往，对墨西哥族群的社会性压迫形成，并且最终被美国社会视作一种文化形态。这种压迫性的文化形态实质是对墨西哥移民的歧视，这种歧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更加隐蔽地对该群体施加负面的压力。歧视的文化形态生成后有稳定性、整合性的特点。这种种族歧视从三个方面体现，即认知方面、感情方面和行动方面。认知方面的种族歧视，指的是墨西哥族裔在白人眼中的社会形象。懒惰、轻率、不守法、生育率高等标签化的形象被逐渐刻印在白人脑中。感情方面的种族歧视，指的是墨西哥族群即使教育水平和经济地位得到提高，也仍然无法打破看不见的偏见(玻璃天花板，glassceiling)。行动方面的种族歧视指的是对于墨西哥族裔的选择疏离。无论是婚姻还是工作等社会内容中，一旦该族裔出现在被认为不应出现的阶层和地位，美国主流社会从选择上予以疏离。

(三)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持久发展

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关系牵涉到三个方面，即国内议程的作用和分量、本地需求的动态变化和国际协定的相关性。移民政策作为国内议程中的一大内容，极大地影响着两国之间的关系。美国墨西哥移民政策属于其公共政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呈现着不够连贯和钟摆化的不稳定特点。美国对墨移民政策虽然是国内政策，却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使其具备一定规模的国际效应。墨西哥政府对美国采取的对墨非法移民政策，认为“是一个跨越性问题，不应单方面决定和考虑”。

对墨钟摆化的移民政策，损害了两国贸易上高依存度的关系。两国贸易总量静态上体现为美国对墨西哥巨大的贸易逆差。墨西哥依赖美国需求的大幅度增长，拉动了自身国内的消费需求。但从动态角度看，美国作为大国，市场扩张的效应和收益要远远大于小国墨西哥。美国把经济逆差的看作“劣势”进行炒作，导致社会舆论的应激反馈体现在国内议程中，从而出台影响两国关系的政策。特朗普上任之后，两国关系的僵化源于背后美国国内议程政策的负面化。综合美国对墨移民政策的历史，这种根据美国国内经济状况和自身利益或严苛或宽松的摇摆，并不利于和墨西哥之间保持稳定的贸易往来。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墨移民政策的紧缩，似乎在修补美国与墨之间贸易逆差带来的利益，可从动态和长远利益而言，这种单边的惩罚和威胁并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高度依赖自由市场与对外开放的美国，竞争和参与是选择，以邻为壑的制裁或相互封闭市场不仅无济于事，更是对双方关系的损害。

来回反复摇摆的移民政策，是美国社会宽容和间歇性排外运动的体现。钟摆化的对墨移民政策，导致不连贯的、钟摆化的对墨移民政策影响到更多的议题与内容。两国都不愿放弃既得经济利益，面对特朗普政府强势的移民紧缩政策，墨西哥态度并不强势也不会反唇相讥，坚持克制的表达，持续阐释墨西哥对美国的重要性。这种态度表明美国对墨西哥发展的重要性，但不代表墨西哥方面没有不满。美国已在两国边境筑长达公里的栅栏并坚持要求墨西哥负担费用、特朗普加大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遣送力度、针对墨西哥移民的“要工作不要暴民”中期选举口号、威胁墨西哥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NAFTA)等行为，都在强势打压墨西哥一个高度依赖美国的小国生存空间。两国公民在两国的外交关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关系涉及面十分广泛，任何一方的国内政策会牵涉到另一个国家。当美国推行限制墨西哥移民政策、实行移民控制的时候，会连带引起国内的排斥拉美之风。对于合法方式移民的美国墨西哥族裔和群体，也是一种变相的否定与打击。美国这种本土主义、种族主义的强势回归，固化了白人与墨西哥族裔的对立。

三、对墨移民政策的未来:三种假设

回顾美国的历史，可以发现对墨移民政策的钟摆化产生了很多问题。随着特朗普政府上任之后对墨移民政策加快紧缩和限制。美国在对墨移民政策上，去钟摆化和建立稳定持续的政策对两国关系的未来至关重要。特朗普在中期选举的失利，给未来两年的对墨移民政策增加了不确定性。对墨移民政策上更加宽容的民主党将会再次动摇特朗普现已紧缩对墨移民政策和紧张的美墨关系。对墨移民政策的钟摆化再次呈现。

美国对墨移民政策未来可能面临三种情景:第一种假设即继续保持钟摆化，根据不同的美国国内利益和舆论来回摇摆;第二种是悲观主义假设，即特朗普政府之后会选择彻底的保守和孤立主义立场，选择对墨移民政策的最高程度的限制;第三种是乐观主义假设，即双方意识到移民问题的重要影响而各退一步。

从短期角度分析，继续保持对墨移民政策的钟摆化似乎是对美国最有利的选择，但是长远而言，负面效果十分显著。缺乏稳定的政策，也同样会导致公民之间信任的缺乏，损害民族忠诚的公众心理。在文化认同中，信任和忠诚感十分关键。因此，继续保持不够连续稳定且呈现钟摆化的对墨移民政策从功能角度而言，的确对美国是一个便捷的选择，然而会加剧墨西哥移民的文化认同危机也不利于长远的美墨关系。

悲观主义假设，来自目前的美国对墨呈现的孤立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

美国从立国之初，就秉持着美国例外论，从而衍生出特殊命运和使命的观念。因此，所有对美国扩张的障碍与发展的限制被视为不可容忍的对美国的攻击。美国例外论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根据美国的理想来塑造世界，另一条是根据美国的现实利益决定美国改造的程度。第二条线索经常在美国经济面临不景气时，作为暂时搁置甚至抛弃理想主义的理由。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国家，建国初包容、开放的移民政策造就了今日之美国。成为全球性世界超级大国后，美国的战略利益面向全球，维护并拓展利益范围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可当下美国面临的挑战不容乐观: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力持续存在、经济复苏势头并不强劲、国际安全环境日益复杂。因此，在面临移民比例最高的墨西哥移民问题时，未来可能面临着美国国内对墨移民群体的认同感持续降低和进一步紧缩对墨移民政策的可能。

美国在未来对墨移民政策上，需要正确的认识墨西哥移民的动因。从根本上而言，墨西哥移民中非法移民的存在，是经济全球化和美国国内政策钟摆化混合造成的结果。国际资本、人员、技术流动性的增强，使得全球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任何国家，不应该过分严苛地限制移民。从美国的对墨移民政策历史中，也可以看到采取严格限制墨西哥移民政策时，反而增加了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墨西哥移民需求未降低的前提下，过于严苛的对墨移民政策只会使得墨西哥人不得不通过非法越境的形式进入美国。美国学者科恩曾指出，移民政策中的偏好有一定的危险性。理性的政策选择，既需要包含对未来偏好的猜测，也要包括对现实行为导致后果的估计。现任美国政府的对墨移民政策，对未来继任政府也会产生深远的制约作用。过度紧缩的对墨移民政策，使得未来继任政府为了打破这种制约，又会回到过度宽松的态度中，陷入大幅度钟摆化的怪圈。

美国对墨移民政策时紧时松的钟摆化，也无法改变美国对低技能廉价劳动力的持久需求。这一需求的存在和墨西哥移民群体填补性之间相互契合。美国经济的二元结构，是高端产业经济与低端劳动力市场并存。根据数据显示，年到年之间，美国经济产生的万工作岗位中，高中毕业者和低技术需求工占了一半。美国本土相较于墨西哥高教育程度的水平，使得墨西哥移民更有意愿和动力去做这些低技术工种。因此，墨西哥移民产生的问题并不单是输出国墨西哥的推力作用，也是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美国有必要出台稳定连续的对墨移民政策，孤立和排斥并不能从根源上彻底解决墨西哥移民问题。避免和改变对墨移民政策的钟摆化。美国国内舆论，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对墨西哥移民政策的态度是多元化和不同面向的。如果不能从长远角度和稳定性持续性的政策角度出台政策，只会加剧钟摆化带来的问题。不仅会使得墨西哥移民问题无法得到合理解决，可能分裂民意，继续进一步极化政治现象。筑墙、遣返、拘押等过于简单粗暴的做法，会令美国民主、包容的形象大打折扣并且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道德权威性”。乐观主义假设是美国对墨移民政策有去钟摆化、加强与墨西哥合作的可能性。这是源于美国在对墨非法移民控制问题上，无法离开墨西哥单独治理解决。与墨西哥合作的必要性和美墨边境州长会议等良好的沟通渠道，并不会因为一时的美国限缩性对墨移民政策和强势态度就改变。两国政府都需要开展更加积极的外交，通过对两国边境面临的共同议题的聚焦，如环境保护等来作为破冰的切入点。美国对墨移民问题牵涉面巨大，不但涉及美国和输出国墨西哥，还牵涉到经济发展问题，超越了法律和政策层面，有着政治意义。长远而言，乐观主义的假设更加具有可能性。美国国内也意识到对墨移民政策的不连贯和钟摆化，导致一些屡禁不止的乱象。追求稳定和持续性的政策，树立对墨移民政策科学的战略思维，是目前两国之间因移民政策钟摆化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之道。

四、小结

制定对墨移民政策时，美国政府需要多管齐下，通过认识墨西哥非法移民动因和规律加以有效控制。对墨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避免钟摆化带来的失效和政策执行中的弊端。此外，墨西哥政府在美国对墨移民政策制定和执行中起着重要的支持和配合作用。避免钟摆化即是避免过分严苛的政策恶化两国关系，钟摆化在墨西哥非法移民治理中，并不能发挥输出国墨西哥应有的作用。美国社会需要培养其对墨移民群体的正确态度，既要防止民粹主义的泛滥又不能过分宽松放任其中的非法移民问题。美国既然倡导建立国际新秩序，实现各地区的均衡发展，应尽力去避免钟摆化政策带来的地区问题。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世界民族》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辑：李建明吴鹏贾淑凤

编辑助理：孙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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