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青仁，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国家民委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拉丁美洲社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从20世纪60年代起，墨西哥政府先后在土著居民索盖人(Zoque)聚居的格里哈尔瓦河流域修建了三座水电站。国家社团主义(CorporativismodeEstado)政策影响下的索盖人失去了水电站开发中的主体性，放弃了对自身权利的诉求。水电站运营后，索盖人遭遇洪灾、水土流失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一系列问题，民族“美好生活”的文化之根亦遭到摧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索盖人向各级政府和国家电力局反映水电站带来的环境问题，致力于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墨西哥政府采取了消极回应的态度。在民族生存环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又于年启动了奇克森第二水电站项目，激起索盖人的持续抗争。联邦政府不仅没有回应索盖人的诉求，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强制推进项目。索盖人的遭遇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后墨西哥政府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质。这一政策是在国家权力的干预下，在自由化与市场化的名义下，以牺牲少数民族与社会大众的利益为代价，实现资本向执政阶层和商业精英的集中与垄断的过程。这一建立在威权主义之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违背了公平、正义等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前提，构成了民族运动新的政治经济基础。

威权主义；新自由主义；水电站开发；印第安人

一、引言

恰帕斯州位于墨西哥东南部，是墨西哥印第安人分布最为集中的州，同时也是墨西哥最为贫穷的一个州。太平洋板块和美洲板块在此交汇，形塑了恰帕斯州丰富的高原地貌特征和极大的地势起伏，使其成为墨西哥水能资源蕴藏最为丰富的州。被誉为恰帕斯母亲河的格里哈尔瓦河(Grijalva)更因其水流充沛、地理落差大成为恰帕斯州水能储量最多的河流。

20世纪50年代之后，墨西哥联邦政府和国家电力局在格里哈尔瓦河先后修建了4座水电站，其中3座位于索盖人的聚居区。水电站的修建给索盖人居住的社区带来了水土流失、农业生产破坏、洪灾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了他们与各级政府和国家电力局的持久抗争。年，墨西哥联邦政府和国家电力局宣布将在格里哈尔瓦河修建一座装机容量为兆瓦的奇克森第二水电站，再次修建水电站的通告彻底激怒了索盖人。从年起，索盖人频繁举行了一系列反对水电站的抗争活动。迫于大规模索盖人抗争的政治压力，联邦政府和国家电力局被迫数次中断建站项目。年起，联邦政府又强势恢复这一工程，导致索盖人抗争的激烈发生。

出于对经济发展和清洁能源开发的考虑，二战后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积极发展水电产业。而水电资源一般集中分布在少数族群聚居、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偏远地区。水电资源开发与水电站的修建由此带来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会对这些少数族群生产与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对他们产生集体性创伤(CommunityTrauma)，导致双方冲突的屡屡发生。最为突出的国际性案例有加拿大克里人(Cree)抗争詹姆斯湾(JamesBay)水电站修建和挪威的萨米人(Sámi)抗争阿尔塔河(Alta)水电站。经过原住民漫长的抗争，加拿大和挪威政府最终修改了宪法，承认并保障原住民的基本权利。国家规定水电站开发必须与原住民进行充分咨询，尊重保障少数族群的基本权益，建立了保护少数族群权益的基本机制。虽然这些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水电站开发给少数族群带来破坏性影响的事实，但以对话和磋商为关键的保障机制的建立，以及对少数族群权益补救性措施的实施也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少数民族的矛盾，推动着国家政治文明的进步。

在墨西哥，索盖人持续四十多年的抗争不仅没有得到国家有效的保障与补偿，反而因为奇克森第二水电站的修建陷入了更加恶劣的境地。索盖人的遭遇并非偶然，其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境遇。20世纪80年代后，墨西哥政府大力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名义下，取消了对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底层民众的保护制度。年，涅托政府上台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深入能源、矿山等领域，奇克森第二水电站的修建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诚如美国人类学家奥特纳(Ortner)所言，“新自由主义并非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类型，新自由主义对世界各地不同时空的进入，与多样元素的组合产生了形态各异的面貌，影响远远超越了单一的经济层面”。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长期执政使其形成了排他性的威权主义的传统，对半专制遗产的继承导致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公共和私营部门庇护者与个人主义利益关系的持续存在，由此形成了墨西哥基于寡头政治和商业精英利益框架的威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荷兰学者霍根布(Hogenboom)教授指出，这一新自由主义的模式，“使得作为市场利益获得者的权力阶层加入到政治进程中来，在官方的民主化和去集权化的背后造成民主决策的空间和相关性的下降”。这一政策偏离不仅对墨西哥经济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亦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莱希耐(Lechner)所言的“市场理性对政治的殖民”。由此导致了墨西哥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重极化，使社会发展的鸿沟加深。包括少数民族、劳动阶层、中产阶级在内的普罗大众深受其害，索盖人的遭遇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二、国家社团主义支配下格里哈尔瓦河多个水电站项目的顺利开发

索盖人是分布墨西哥南部地区的印第安民族。他们的祖先是迁徙至恰帕斯和瓦哈卡的奥尔梅克人(Olmecs)。年，西班牙殖民者路易斯·马丁(LuisMarín)率军征服了索盖人，失去土地的索盖人成为西班牙人的奴隶。墨西哥大革命后，索盖人获得了土地，成为墨西哥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前墨西哥境内5岁以上的索盖人共有人，主要分布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塔瓦斯科州和瓦哈卡州。在恰帕斯州，索盖人主要分布在格里哈尔瓦河沿岸的乡村。此外，西北部和中部的塔帕拉帕(Tapalapa)，奇克森(Chicoasén)等城市也零星分布着一些索盖人。

自南向北的格里哈尔瓦河发源于恰帕斯州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交接的埃西哈峡谷(Valledeécija)和古奇马达内山脉(laSierradelosCuchumatanes)，流经恰帕斯州和塔巴斯科州，最终注入墨西哥湾。格里哈尔瓦河长约为千米，流域面积约为平方千米。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邦政府和电力局开始对格里哈尔瓦河水电站开发，位于索盖人聚居区的三个水电站项目先后开始启动。年，马尔帕索电站修建，奥克斯库阿乌塔(Ocozocuaulta)和特克帕坦(Tecpatán)两个村落的土地被淹没。年奇克森水电站修建，淹没了奥苏玛西塔(Osumacinta)和奇克森(Chicoasén)的土地。年佩涅塔电站修建，淹没了奥斯图阿坎(Ostuacán)村社的土地。此外，马尔帕斯图(Malpasito)和格楚拉(Quechula)玛雅遗迹被淹没。据不完全数据统计，三个水电站的修建，户索盖村民被迫搬迁，3万公顷索盖人的土地被淹没。

水电站修建时，正是革命制度党取得民众信任、统治稳固之时。墨西哥大革命后，执政的革命制度党(PartidoRevolucionarioInstitucional，PRI)创设了国家社团主义(CorporativismodeEstado)的统治模式。这一制度的形成与大革命后墨西哥社会没有发展出具备代表和动员能力的民间社会密切相关。为了防止冲突，确保统治，革命制度党强化了对民众的控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主导的社团主义的利益代表制度。具体来说，革命制度党建立了工人、农民、人民和军人在内的职业社团，实现了对社会大众的普遍控制。表面上来看，国家社团主义的统治模式是国家对社会的完全介入，具备着一定程度上的反民主特性。然而，这一统治模式的确立与实施，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对民众诉求的积极回应。即统治者通过职业社团实现对民众的控制，但也必须通过职业社团体系对民众的诉求予以回应，激起社会大众对其统治的普遍认可，赢得大众的政治支持。从实质上来说，国家社团主义的治理模式更多表现为一种利益诱导与政治约束相互作用的互惠关系模式。这一统治模式的确立及其对民众诉求的积极回应，在确保统治稳定的同时，也在相当层次上强化了国家行动的合法性。

以农民群体为例，革命制度党建立农民职业社团，取得农民信任的根源在于其对土地问题的解决上。墨西哥大革命后，革命制度党将土地收归国有，分配给农民使用。颁布宪法的第27条，促进农村土地改革，保护村社(Ejidos)所有土地制度，限制乃至禁止资本进入村社土地。宪法对于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以及持续的土地分配制度赢得了农民的支持，进一步巩固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社团主义纽带。在国家社团主义的支配下，国家发动的各项工程都得到了农民的大力支持。

对奇克森和奥克斯库阿乌塔村社领导人的访谈也佐证了这一观点。两个村社的领导们回忆，当时联邦政府和国家电力局承诺帮助索盖人整体搬迁，重新分配因为水电站修建而侵占的土地。大部分索盖人对此保持乐观态度，认为格里哈尔瓦河多个水电站的修建，能够改变索盖人聚居区贫困的面貌，推动索盖人聚居区的发展。此外，联邦政府帮助他们异地重建，且给他们重新分配土地，他们欣然接受了联邦政府的安排，支持国家对格里哈尔瓦河的开发。进而，在国家社团主义的支配下，多数索盖人更是将水电站修建导致的利益受损等同于对国家的认同，怀着感恩的心态支持对格里哈尔瓦河的水电站开发，没有提出任何涉及环境方面的要求。因此，虽然淹没了索盖人的大量土地，但三个水电站的修建都得到了村社组织和村民们的大力支持，没有发生任何抗争事件。

在诉求得到满足的情形下，索盖人将国家对格里哈尔瓦河水电站的开发视为社团主义纽带的互惠。然而，这一互惠却使索盖人丧失了水电站开发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使其放弃了对自身权益的表达与维护，导致格里哈尔瓦河水电站项目没有系统评估对索盖人的环境影响，也没有制定任何有效的生态补救措施。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此后的一系列问题。

三、格里哈尔瓦河水电站开发对索盖人的负面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密集性水电站的修建对索盖人村社环境的影响逐渐显现。格里哈尔瓦河沿岸原本就是墨西哥降水最为充沛的区域之一，每隔几年就会爆发大的洪水。水电站的修建和水域面积的迅速扩大改变了格里哈尔瓦河沿岸的小气候，造成当地降水量迅速增大，洪水爆发成为常态。生长植物的肥沃土壤长期遭到冲刷，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受此影响，索盖人的村社出现了咖啡、玉米和香蕉产量大幅下降的状况。抗争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仅以奇克森水电站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水电站周围98个索盖人的村庄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农产品产量的大幅下降，玉米产量的下降幅度在80年代末甚至一度达到50%。农产品产量的下降带来的是索盖人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大幅度下降，索盖人村社的贫困比例高达98%，远高于其他区域的民众。

在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之外，索盖人世代创立、赖以依存的文化之根也因为水电站的修建遭到严重的破坏。在包括索盖在内的多个印第安部族之中，有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生活”(buenavida)的哲学逻辑。参与水电站抗争的索盖青年何塞(José)是这样阐释的:

美好生活是什么?美好生活不是为了我一个人寻求的福利，是所有人，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任何生活在这个社区的人或者是其他的存在都能享受到发展的生活。索盖人讲究的美好生活包括四个层面的内涵。首先是尊重，尊重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所有，包括动物、植物还有其他的非生命的物体，比如说宗教的圣地，这些所有的物体并非是无生命的，他们都是作为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第二个层面是指对于精神诉求的满足。美好生活不是指物质上富足的生活，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甚至精神层面的诉求更多。因为精神赋予了主体生活的意义。美好生活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代表的是人和人之间，社区内部之间，社群之间精神上的一种良性互动与满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物质上的不需要，基本生存资料与经济资源的获得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美好生活的第三个层面是指社区的团结，团结是社区生活和社群层次上的集体行动，包括庆典，集会以及对于社区生活的参与，这是一种对集体生活的认同，它超越了个体和亲属关系的维度，体现的是一致、团结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集体主义的理念。最后一个是友爱相处，友爱是的前提是尊重，尊重生活在这个土地上作为循环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友善的对待他们，这也进一步促成了尊重的形成。

“美好生活”是一个充分显示印第安文明创造力的概念。这一概念显示着索盖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寻求人、自然环境和社会融合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美好生活”对于他者主体地位的赋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尊重与认同意味着索盖人遵循着“多元共生、生而平等”的理念，这与强调同质性、等级性的殖民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主导的世界文明的发展逻辑与结构是完全背离的。无论是从文化多样性的层面上，还是在经济全球化导致地球生态环境不堪重负、全球生态危机加剧的当下，索盖人“美好生活”的文明模式无疑具备着化解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危机的意义。然而，水电站的密集性修建，导致当地水土流失加剧。索盖人认为这使其失去了土地母亲的庇佑，“美好生活”的文化之根失去了最为基本的支撑。与之共生的动植物的消失、农产品产量下跌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亦是“美好生活”的文化之根遭到破坏的恶果。进而，包括何塞在内的索盖知识分子意识到，水电站的修建，带给他们的不仅是环境的变化，更逐渐摧毁着他们赖以依存的世界观与文化哲学。

四、索盖人的初次抗争与新自由主义改革背景下墨西哥政府应对策略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受到水电站影响的索盖人开始向各级政府和国家电力局反映，要求解决格里哈尔瓦河水电站开发对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最初，只是奇克森水电站附近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18个村社集体向上级反映。此后，越来越多的村社加入到向政府投诉的行动中来。索盖人的抗争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持久的回应。90年代初，奇克森市政府曾承诺帮助索盖民众利用电站修建后的水库资源，发展淡水渔业养殖，增加收入。索盖民众翘首以盼，结果却是以政府引进的一家跨国公司对当地渔业养殖的垄断而告终。在其他城镇，当地政府和国家电力局虽然口头承诺解决水电站开发带来的问题，但多数情况下只是在索盖人投诉激烈的时候才给予少量的资金补偿。大部分索盖人声称他们并没有得到这部分补偿，他们认为这部分资金都被村社领导人或是国家电力局的负责人贪污了。

在索盖人对水电站的不满日益加剧的时候，不少矿业公司开始进入索盖人的村社。19世纪末，索盖人村社的土地上就发现了大量的金、银和铜矿。墨西哥大革命后，这些矿山的土地被收归国有，后被分配至所属村社。20世纪80年代末，墨西哥国有企业和来自加拿大的公司开始进入这一地区，重新开发这一区域的矿产资源。据不完全统计，索盖人聚居的13个市中，有12个市镇的18．1万公顷的土地被矿产公司开发，仅在潘特佩克(Pantepec)，塔皮卢拉(Tapilula)，伊克斯瓦坦(Ixhuatan)，科帕伊那拉(Copainalá)等市，就有7万多公顷的矿山被开发。

各级政府和国家电力局对索盖人诉求的消极回应及其对索盖人矿山的开发与当时墨西哥政府的政治经济变革密切相关。在石油价格大涨的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政府依靠境内发现的石油资源和外资借款迅速发展经济。年，石油价格的大幅下降导致墨西哥政府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造成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政府负债严重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在此背景下，联邦政府改变了既有国家干预的、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推行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具体而言，墨西哥政府推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在马德里(Madrid)和萨利纳斯(Salinas)两位总统的执政下逐渐完成的。马德里总统执政时，致力于推动贸易自由化的结构性改革。年墨西哥成为关税和自由贸易协定国，承诺在几年内将关税水平减半并将最高关税将至20%。马德里总统亦以小企业为突破，推动私有化的改革。萨利纳斯总统执政时，私有化和贸易、服务与资本的自由化成为其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重点。萨利纳斯总统将一些重要的、大型的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和经济集团。同时，萨利纳斯总统修改了宪法，允许资本进入土地生产领域，由此实现农业生产的自由化。为实现贸易自由化，萨利纳斯总统废除了一系列限制私人投资的法规，取消了政府对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控制。恢复商业银行业务，允许建立金融控股公司，大力推动投资自由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对于印第安民众而言，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土地改革和农业改革上。萨利纳斯执政时，修改了墨西哥宪法27条，废除了村社土地所有制度，允许外部资本参与投资土地。根据宪法修订的农业法，更是规定村社民众可以自由买卖、出租以及抵押土地，允许私人公司参与土地交易。其所推进的农业改革，取消了政府对于农业的支持，废除了农产品的价格保护制度，减少对农民的补贴。土地分配的结束、土地保护制度和农产品保护的制度的取消，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群体的利益，引发了他们极大的不满。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年1月1日，恰帕斯州的印第安人在白人将领马科斯(Marcos)的率领下，发动了萨帕塔运动(EjércitoZapatistadeLiberaciónNacional)，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

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背后是墨西哥政治体系的持续变革。最为深刻的变化在于国家社团主义的瓦解以及对商业精英负责的寡头政治的执政框架的形成。为了构建自由市场，萨利纳斯总统取消了工会在政策制定方面的权力，导致工人阶层不满的增多。土地改革和农业改革的推进也使得农民社团与政府之间联系纽带的破裂。此外，自由市场的发展造就了越来越多既有社团体系无法覆盖的公民。对改革的不同态度加剧了革命制度党内部的纷争，导致了国家社团主义的彻底瓦解。在此背景下，革命制度党强化了与改革中获得利益的商业精英们的联系，并与之建立了稳定的关系。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在萨利纳斯总统竞选时，包括私人公司在内的商业精英为其筹集了数百万美元的捐助。在萨利纳斯总统就职后，其迅速通过墨西哥商人理事会(ElConsejoMexicanodeHombresdeNegocios)和商业出口组织协调委员会(CoordinadoradeOrganizacionesEmpresarialesdeComercioExterior)的建立，与商业精英团体建立了稳定的持久性关系。

可以看出，在执政面向改变的情形下，联邦政府改变了以大众利益为核心的社会政策体系，形成了以商业精英和寡头集团利益为核心的社会政策体系。执政阶层对商业精英的发展给予政策性支持，并通过威权传统的继承，政策性方式为其创造垄断性优势，与之形成依托性关系，由此造成了寡头政治和裙带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不难理解索盖民众初次抗争时的境遇。水电站的大规模开发，对索盖民众的生产、生活和文化传承带来严重的影响。索盖民众向政府提出抗议，虽然这与革命制度党和联邦政府大力推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理念悖离，但改革初期的革命制度党为了维持政局稳定，仍然在表面上消极回应着索盖民众的诉求。当然，这些回应也被裙带资本稀释，根本无法惠及弱势的底层民众。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大行其道的当时，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商业资本强势进入索盖人生活的村社，对其土地上的矿山大规模开发，索盖民众更是面临着失去土地的危险。可以推断，当新自由主义改革彻底完成，新的政治框架已经完全巩固后，国家权力便会彻底无视索盖人的诉求。索盖人在抗争奇克森第二水电站的遭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实质。

五、索盖人抗争奇克森第二水电站的开发与墨西哥政府的强势镇压

在经历了12年的政党轮替后，年，革命制度党候选人佩尼亚·涅托(Nieto)在大选中获胜。涅托政府大力深化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领域深入推进至能源、石油等核心领域。在此背景下，涅托政府引进国外资本，再次开始了对格里哈尔瓦河水电资源的开发。在奇克森水电站不远处，准备修建奇克森第二水电站。

与20世纪80年代末不同，在经历了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和长达12年的政党轮替后，在充分继承革命制度党半专制遗产的基础上，墨西哥已经完全建立了以寡头政治集团为核心的威权主义新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墨西哥学者罗德里格斯(Rodriguez)和荷兰学者潘斯特斯(Pansters)认为“这一杂糅的政治制度使得墨西哥成为民主的洼地，形成了一种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