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萨帕塔妇女乃建设海螺自治区的主力军。

女人的解放

年1月1日，萨帕塔蒙面军起义当天，同时正式宣布《妇女革命法》，标志着在乡规民约上，写上妇女权利。其实，早在年1月起义之前的10年中，马科斯这些受西方理念洗礼的激进革命者，一边虚心接受原住民的教育，一边也在改造原住民社区的观念，掺进现代的“解放”思想。最显眼的是，不少原住民女性参加萨帕塔运动的初衷，是在这里找到了解放的空间。《妇女革命法》有十条，听起来并不特别新鲜，但是对于当地妇女来说，是宣示一场早已展开的静悄悄的革命。包括，妇女可以自由恋爱、自选配偶，而且可以选择生多少孩子。前者在萨帕塔游击队里已经“浪漫”地发生，可是，后者涉及的是深层的社会关系。天主教教义通过几百年殖民过程扎根在伦理文化里，原住民社区更可能接受恋爱自由，更难接受计划生育或者堕胎。还有一条禁酒令，以杜绝家暴的源头，这条法令教育男女如何在家里与社区相处，调解家庭与邻里关系，并逐渐改良民风。

我（刘健芝）在年8月探访阿马逊丛林深处大河边一个萨帕塔社区，接待我们的中年原住民夫妻生了8个孩子，4个已然夭折，妻子怀着胎儿，招呼我们，却难挤出笑容。两个女儿玛莉思拉（Maricela）（16岁）和玛莉奥拉（Mariola）（9岁），聪明活泼勤奋，她们俩在我们下车点接应，帮我们拿了部分行李回村，等到我们在丛林的泥泞小路上走到一半，大概2个小时后，她们回到村子再叫来的村民，已经迎上我们，帮我们拿其余的行李。在丛林里，她们赤脚行走，速度是我们的3倍。姐姐很幽默，叫我们晚上在竹棚里睡觉时，别跑到外面，不要做了森林朋友——蜘蛛、蝎子、豹子——的夜宵。妹妹在树上荡秋千。她们美丽的眼睛，一直跟随着我们。今天，33岁和26岁的她们，会是多少孩子的母亲？《妇女革命法》让她们摆脱了她们母亲的重担了吗？

丛林精灵玛莉奥拉（Mariola）

丛林精灵玛莉奥拉（Mariola）

年，玛丽娜-西特琳（MarinaSitrin）出席了第一届萨帕塔妇女大会，她的观察是，一整代女性成长于试验解放的萨帕塔社区，明显看到女性表现的自信和力量。那几天，各个社区不同年龄的女性，站到台上发言，一改腼腆“常态“，分享她们既是个人也是集体的生命经验。玛丽亚林达（Marialinda），一个9岁女孩，毫不害羞地大声说，“我要讲给你们听我的生活、我的权力。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我父母让我在自治学校学习，让我有权到外面玩耍、唱歌、跳舞，因为我觉得我要活得开心(havefun)”。[0]玛莉思拉的孩子，应该这么大吧!

萨帕塔社区基本上不接受来自政府或者财团的捐赠，尽管年之后，很多非政府组织进驻了恰帕斯，用项目用资助促成社区分化。茱恩-纳什（JuneNash）说，她亲眼看到在母亲节那天，士兵把救济“礼物”扔到恰帕斯的街上，但是萨帕塔的妇女拒绝捡回家。[1]我们去探访萨帕塔社区，如何辨认谁是萨帕塔成员？问她们有没有拿政府援助，就能知道。自食其力、维护尊严，是她们的坚持。不表现在行动上轰轰烈烈，而是日常的生活态度。

国家与自治

不拿国家的救济，不上政府办的中小学，小病在村里用草药医治，医院。年2月，墨西哥政府与萨帕塔解放军签订了《圣安德列斯协议》(TheSanAndrésAccords)，政府同意萨帕塔区高度自治。尽管20多年来政府军和准军事组织经常进侵和骚扰，萨帕塔人还是默默地努力建设社区。他们多番强调，他们是墨西哥人，绝不寻求分离独立，而是体现人民的主权。人民的主权意味着多元的族群和平和谐共存。印第安人全国大会重申：我们是墨西哥人，我们要在墨西哥实现梦想，但是，墨西哥不再要把我们排除在外了(NeveragainaMexicowithoutus)。[2]

萨帕塔运动在“左翼”圈子里，毁誉参半。有人认为萨帕塔人的爱国主义是改良，不是革命，不够激进。不少所谓左翼陷入现代化的“进步”逻辑，用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框架来评论原住民的言行，觉得他们低发展、落后、迷信、没文化。年代不少激进左派跑到恰帕斯，要跟原住民一起搞革命，却被轰走了；留下的12人，包括副司令马科斯，能被原住民接受，是因为他们努力从原住民的角度，来审视几百年的苦难历史所烙印在原住民身体上的无言痛苦和记忆。正如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deCerteau)说，美洲的原住民保持缄默，但身体记载着苦难。[3]从原住民角度看，所谓“现代化”和“发展”，是殖民者歼灭大量原住民、掠夺其山河土地，进而统治难被臣服的“野蛮余孽”的辉煌遮羞布。原住民不承认这是文明的到来，认为是他们原来的文明被消灭、被沾污后的野蛮年代。

因此，原住民的思想，内含着对现代主义、西方文明的深刻批判。按照地球大学创始人古斯塔沃-埃斯特瓦(GustavoEsteva)的诠释，民族国家是施行资本主义的机器，西方民主制度是整个体制的一部分，是要控制民众而不是让民众参与其中的。原住民超越整个资本主义、现代主义体制，不是要破坏、毁灭民族国家或者民主制度，而是要减少对这个体制的“需求”(need)。[4]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由金钱和商品界定，但是，界定新社会的，是共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