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9月19日13时14分，在墨西哥城以南约50公里的莫雷洛斯州霍胡特拉（Jojutla）市，地面突然开始晃动起来。伴随着铁钟的一阵轰隆巨响，建于18世纪的圣米格尔教区的教堂钟楼破裂了，它顺着檐角向下滑落，砸穿了教区行政办公室的门廊。数秒后，教堂的半圆形后殿坍塌成一堆碎石。而在这个占地近平方米的建筑群的另一端，一座形似体育馆的图拉神教堂（SantuariodelSe?ordeTula）也向西倾塌了几厘米。这座教堂始建于年，可容纳位教区居民。19世纪风格的拱廊开始斜向这一洞穴建筑的北立面，打碎了精致典雅的砖砌拱顶石。历史悠久的大小教堂、学校、广场、商号和房屋等栋建筑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墨西哥市中心约有人丧生，其中有数十位来自拥有5.7万人口的霍胡特拉市政区。这是自32年前那场摧毁了墨西哥城的地震以来，该地区发生的震感最强的一场地震。尽管震中位于霍胡特拉以东约69公里处，但这个市镇却是死亡人数最多、受破坏程度最严重的灾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情感上，都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墨西哥城建筑师AlbertoKalach设计的圣克鲁斯教堂（墨西哥霍胡特拉重建项目之一）的穹顶内部，由锈色混凝土浇筑；圣坛则由帕罗塔木制作而成。三年过后，霍胡特拉仍未完全走出年那场震灾的创痛，但这座城市已经开始出现种种新生的迹象。在径直穿过一片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教堂建筑群，并作为小镇两大主广场之一的阿拉米达露天广场，可以看到孩子们正沿着按缓坡轮廓铺设的水泥灰大理石台阶蹦跳而下，而青少年正在类似一艘倒转的船体的锈红色高栏下打篮球。在由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研究所（INAH）重建的部分教区和拱廊旁，简朴的混凝土顶棚悬挂在原先圣所所在的地方，其近18米宽的开放式弧形外立面在绿荫参天的罗望子树的掩映下半隐半现。过去三年间，霍胡特拉共有六大公共项目竣工，其中就包括阿拉米达公园和这一圣所——前者由墨西哥城的建筑公司DAFdf担任设计，后者则是由现已解散的Dellekamp/Schleich工作室的DerekDellekamp和JachenSchleich以及位于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的Agenda工作室的CamiloRestrepo共同设计。这些项目也是墨西哥非营利组织房屋基金会（FundaciónHogares）——该基金会成立于年，由国家工人住房基金协会提供种子基金——领导的一项富有雄心的重建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震发生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该基金会便带着一个饱受争议的提议来到了霍胡特拉：虽然当时政府的重心在于住房重建，该基金会却计划将万美元用于可能会被忽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接下来一年内，州立机构和联邦机构用于该地区重建的费用中的至少万美元将会消失）。当然，自然灾害和家园重建，或是着眼于社会影响的建筑设计对墨西哥而言都并不陌生。自20世纪30年代JuanLegarreta设计的一系列低成本的住宅建筑群起，MarioPani、JuanOGorman、FélixCandela和PedroRamírezVázquez等墨西哥建筑师打造的住房项目、学校、医院及市场便已在墨西哥首都遍地生根。它们大多由政府资助建设，极具实用主义风格。20世纪70年代，建筑师EnriqueOrtizFlores与帕洛阿尔托住房合作社（PaloAltohousingcooperative）——一个反对新商业开发造成的流离失所的非正式组织——展开密切合作；与此同时，成立于年的Infonavit也设计了一些颇具创新性的政府资助的住宅项目。（自20世纪90年代起，该组织的行为更像是处理灾难性影响的房地产开发商。）年，墨西哥城被地震毁于一旦后，政府出台了居民房屋改造项目（ProgramadeRenovaciónHabitacionalPopular），创立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住宅项目。据墨西哥城建筑历史学家EnriqueX.deAnda回忆称，这是墨西哥首次充分考虑到不同社区的不同环境。「（墨西哥的）建筑实践从未与这一需求完全脱节。」现年48岁的墨西哥城建筑师TatianaBilbao说道。她曾经手过多个首都以外地区的低成本住宅项目建设，「在整个拉美地区，建筑与这些社会进程的联系都越来越紧密。那就是我们生活所在的环境。」Kalach设计的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小学的拱形内壁，由希格龙附近混凝土和木材建造而成。自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经济自由化后，大多数项目，尤其是那些灾区项目，都将重点放在了对庇护所的迫切需求上。但在地震发生前的几年内，由于毗邻麻烦不断的格雷罗州，霍胡特拉的暴力事件的发生率一直持续走高。因此，重建工作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修复地震所造成的损失。「我们决定投资社区建设，而非进行那么多的个人投资。」FundaciónHogares的社区开发总监、37岁的EduardoRiveraUrbina这样说道。在墨西哥最为著名的当代建筑师的操刀设计下，大大小小的霍胡特拉项目共同构成了城镇总体规划的一部分。当它们渐渐为社会接纳和改变时，它们就不再是一种投资，而是一座座丰碑，尽管并不完美，却纪念着每一场悲剧中无可估量的损失和新生的可能。长期以来，建筑师和政府都将重建家园视为构建现代主义和社会进步的新模式的契机。年，一场地震夷平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市中心，负责主持灾后重建工作的庞巴尔伯爵选择以露天广场、合理的城市网格和通往塔霍河口的大通道取代了葡萄牙首都原有的中世纪小巷：这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对一个商业而非教会城市的愿景。年和年的芝加哥火灾也促成了新的建筑规范，使这一中西部城市成为了全国建筑耐火等级最高的城市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中，伦敦、柏林等城市为了满足自身对经济适用房的需求，重建了一批我们如今称之为粗野主义（Brutalism）的具有大胆、实用主义风格的建筑。就连重塑了世界对现代主义看法的规划城市印度昌迪加尔，也从印巴分治的灾难中崛起——年，英国结束了在南亚的殖民统治后，南亚便被分割成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度和以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在这些情形下，你得利用机会去改变那些在正常情况下不会考虑的事情。」53岁的智利建筑师AlejandroAravena说。他最为人所知的是在年的一场海啸将智利小镇孔斯蒂图西翁夷为平地后，与他的公司Elemental一同参与了小镇的开发与重建。他表示，重建的责任在于「赋予一场危机新的意义」。坡道通向屋顶露台，位于建筑中心的小木棉树最终将长成一片遮阳的绿荫。20世纪中叶，当国际社会对公共建筑的兴趣达到顶峰时，这些活动倾向于优先考虑城市，且是自上而下的——现代性的愿景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大都市现象，由国家和他们委托的建筑商强加于人。但到了年，当城市人口首次在全球人口中占据多数时，年轻建筑师之间也开始发生了一场代际转变。在21世纪的气候变化和城市过度拥挤等危机中，年轻的建筑师们将农村和那里的建筑传统视为他们创新的场所。以中国为例，近年来一些最著名的建筑项目都发轫于农村地区，如建筑师王澍和陆文宇在文村搭建了一座生活实验室，研究古老的形式和材料，试图减缓，甚至可能扭转造成村庄河流干涸问题的潮汐迁移。当然，这样的项目早有先例可循：OscarHagerman和CarlosGonzálezLobo等建筑师一直将社区参与视为其农村住房建设项目的基本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60代，建筑师BalkrishnaDoshi就开始在印度的二线城市尝试灵活的低成本住宅建设；生活在东京的坂茂则数十年如一日，始终致力于推动可循环利用的救灾住房的设计。去年2月，荷兰建筑师RemKoolhaas及其同事SamirBantal联合策划的展览「乡村，未来」（Countryside,theFuture）在美国古根海姆美术馆开幕。尽管展览因内容零散、计划不周而饱受批评，但却预示着一种风向的转变：追随年轻建筑师的脚步，将现代性重新想象为一种纯粹的都市现象之外的东西。与此同时，政府仍继续撤出这些公共事业，让明星建筑师及其赞助人收拾残局——不幸的是，结果好坏参半。这种结构仅仅是为了鼓励社区参与，而这正是霍胡特拉项目一直以来受到的指责。然而，诚如墨西哥建筑学者ElenaTudela所言，「地震前，霍胡特拉一直都无人问津。」因此，该项目无论如何都代表着灾后建筑的进步，它超越了应急响应，着眼于永久恢复公民生活的可能性。「夺回公共空间是夺回权力的最好的，也是最经得起考验的方式之一，」41岁的Tudela表示，「你不能只建了一个项目就离开。你必须拥有更长远的目光。」

砖砌的拱形柱廊围绕着中央花园，由墨西哥城MMX建筑公司设计。

从一开始，霍胡特拉的州立机构和联邦机构就在当地采取了相反的做法。起初，政府并未组织重建工作，而是承诺给所有经评估认定为房屋全损的家庭美元的赔偿，共分三部分支付。这笔钱加起来都不足以支付材料成本，更遑论劳动力成本，而且通常要等上很久才能拿到，有时甚至都拿不到。「当局存在盗用和不诚实的行为，政客们救灾的意愿也不强烈。」47岁的驻霍胡特拉记者ClaudiaMarino说。当时，由现年38岁的建筑师CarlosZedillo带领的Infonavit可持续发展调查中心来到这座小镇，计划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在当地成立了常驻办事处后，该团队按街道逐条绘制了城市地图。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Zedillo接洽了30多家建筑公司，其中有11家加入了他走访这座城市的队伍；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他就开始委任项目。「我也见过其他灾难。」圣所的一位联合设计师Restrepo说，「但霍胡特拉是一片战场。压力无处不在：自然、社区、基础设施。」武警在街上巡逻，建筑物被匆匆拆毁。出于对余震的恐惧，即便是房屋完好无损的家庭也都选择露宿街头。头几周里，尽管州政府和联邦当局面临扣押应急物资运输车辆的指控，基金会还是开展了关于木工、管道和砌砖的研讨会，向居民教授一些监督新住房建设所需的基本技能。他们还组织了社区会议——尽管起初很少有人参加——邀请到了社区的领导和新项目的建筑设计师。霍胡特拉占地约平方米的主花园中央花园（JardinesCentrales）由墨西哥城MMX公司所设计，在三个月内经历了十几轮的方案迭代。在早期的规划中，46岁的JorgeArvizu以及同样都是42岁的DiegoRicalde、EmmanuelRamírez和IgnacioDelRío一同在公共广场与街道的交界处设置了许多钢筋混凝土的门柱与门楣，但这样的设计却让居民感到枯燥乏味，与他们缺乏关联。于是在下一次会议上，建筑师和当地与会人员共同决定将呆板、僵硬的门廊换成一个重复的图案，由相互交错的砖拱组成一个X的形状。他们在广场前将这些拱门连接成一个长方形的柱廊，围绕着一个铺砖的广场，正如墨西哥中央广场常见的凉亭或圆形露台的抽象化。从其狭窄的一侧进入，该结构就像中世纪由细长的哥特式拱门连接而成的拱形回廊；而从相反的方向看，拱门敞开成宽阔的半月形，与整个地区的庄园所使用的摩尔曲线一样丰满。Ricalde表示，这些拱门之所以能够为人所接受，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人们能够与之产生关联」的建筑形式。除阿拉米达广场和圣所外，霍胡特拉散布的各个项目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但拱廊——一种在古老教堂和现代基础设施中都具暗示性的普遍形式——作为一种反复出现的视觉标识，依然连接着这些相距甚远的建筑。在霍胡特拉以南约3.2公里远的希格龙（Higuerón）附近的一所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Zapata）小学，墨西哥最著名的当代建筑师之一，现年60岁的AlbertoKalach将混凝土拱门置于开放式露台的两侧，并构筑了一条宽阔的螺旋通道，连接起地面与可供孩子们休憩玩耍的屋顶。在距离中央花园仅几步之远的圣克鲁斯教堂（SantaCruzChapel）中，Kalach将粗野主义和复兴主义看似不可调和的冲动结合在一起，用锈色的板状混凝土铸造了一个新文艺复兴风格的穹顶——一个圆形屋顶覆于围成一圈的拱门之上。这一建筑本身就代表着一座连接起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图拉神教堂的露天室内设计，以砖砌筒状拱顶和松木长凳为特色，由墨西哥前Dellekamp/Schleich工作室和哥伦比亚麦德林Agenda公司联合设计。

中央花园以南的几个街区外，Dellekamp、Schleich和Restrepo设计的约平方米的圣所的天棚建立在开放的弧形而非墙壁之上，平顶下是砖砌的筒状拱顶，一排长凳犹如考古挖掘现场的梯田一般沿台阶一级级沉降至地面。含苞待放的红色凤凰木、绿意盎然的蔓绿绒和香气宜人的白色曼陀罗锥形花等热带植物的景象通过圣坛后的开放空间，与原建筑中仅存的元素之一——火山岩墙面上的浮雕相映成趣。圣所暴露在自然环境中，其设计参考了墨西哥的露天小圣所。后者最初于16世纪被构想出来，目的是让天主教圣礼适应于当地多在室外进行的宗教仪式。但教堂也撷取了其他不同的元素：与它共享了神圣庭院的那些历史悠久的16、18、19世纪的小圣所；根植于当地文化的古老宗教仪式；使莫雷洛斯成为盛产糖和水稻的中心，并在后来成为墨西哥农民起义领袖EmilianoZapata反抗地主剥削、帮助揭开年墨西哥革命序幕的起源地的富饶乡村。但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透明：它用实际行动表明，并非所有的承诺都会落空。年2月底，数百人聚集在一起，庆祝小镇重获新生，圣所也举办了它的第一次弥撒。然而，这种情感的宣泄是短暂的。不到一周后，霍胡特拉北部库埃纳瓦卡的医生宣布，墨西哥发现了首例感染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我们终于走出了这场持续两年的伤痛，」记者Marino说，「然后生活又递来一杯苦酒。」当公共生活处处受限时，人们显然很难融入新的空间。尽管霍胡特拉许多人都对新项目竣工的速度和效率深表感激——尤其是对比此前缓慢得令人绝望的，几个月来停滞不前、完工率不到70%的住房重建相比——但其他人仍对最终的结果感到忧心。例如，由于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研究所在最后一刻制定的指导方针，该圣所能容纳的人数只有此前的一半，迫使Dellekamp、Schleich和Restrepo不得不缩减三分之一的建筑面积。其他人则担心MMX设计的凉亭绿化面积过少，无法在霍胡特拉炎热的夏日午后为人们遮阳纳阴。另有一些人感到在早期阶段与基金会缺少沟通，导致这些建筑更多地反映了外来建筑师的情感，而非霍胡特拉居民的感受。但社区已经开始了将这些结构接纳为自己的一部分的过程。去年11月，亡灵节（DayoftheDead）的庆典结束后，Ricalde看到了许多展现了将花环装饰于中央花园的拱门上，而金盏花束被放置在其下沉的中心的照片。在圣所里，一件图拉神的复制品矗立在圣坛后的红色大理石基座上，取代了建筑师最初安装的不锈钢十字架。受疫情影响，卡拉奇（Kalach）的学校空无一人，仓谷门后露出明亮、通风的教室，里面悬挂着孩子们的各种画作，他们很快就会在霍胡特拉建立属于自己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建筑会反映其所在的社区，而社区也会反过来被这些建筑所重塑，宿命论和不信任感会慢慢地被对未来的乐观主义所取代。「建筑总是能够开启反思的可能性。」Restrepo说。灾难亦是如此。混凝土浇筑的圣所尖顶和外墙，半隐半现于罗望子树的绿荫中。这些建筑绝不能只是「模仿我们以前的建筑」，61岁的JoséAntonioBenítez说。他在距离阿拉米达一个街区的家中经营着一家凸版印刷与丝网印刷的手工作坊。他指出了他和他的邻居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坚持的几项改变：从广场上可以看到教堂；空间应该反映地形；篮球场的顶部不应该遮挡眺望远方的小山Xoxotzin的视线——在西班牙人到来前，社区的名字Xoxutla（意为「盛产蓝天的地方」）便源自这座小山。从一开始，Benítez和他的邻居就知道，小镇的重建不仅需要「重建住宅或公共空间」，他说，「也需要一种人的重建。」想要衡量这一项目成功与否，需要几年，甚至是数十年的时间。夕阳西下，Benítez拿出一本薄薄的诗集，这是他在地震后创作并出版的。「日复一日/我们变成了一堆碎石/一片残垣断壁/那是我们曾经的样子/饱受战火摧残的景观/不见战争的硝烟」，他望着阿拉米达，念着这首名为「碎石」的诗，「翻开空白的一页/重新书写我们自己。」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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