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年12月15日，仪扬运河河畔。腾讯云计算仪征中心正式开服（增开服务器）。这个投资百亿的国家“新基建”重量级项目，是腾讯在华东地区最大的自建数据中心，也是在江苏布局的容纳百万台服务器数据中心集群规划中首个投产的项目，将上线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产品服务。

大数据被称为信息浩繁的大脑，工业时代的“石油”。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来临，它的存储、分析、应用和预测、判断功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在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革各个方面，都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国家把“数据”与土地、资本相提并论为市场化配置要素，“得数据者得天下”已成全球共识。

腾讯率先落户仪征已经引发葡萄串连锁反应：总投资亿的中星北斗卫星遥感项目、一期投资亿的中国移动长三角（扬州）数据中心、一期投资24亿的电信云数据中心接踵落户，智造端、应用端数十家关联企业结伴而至。未来几年，累计将有多亿注入2平方公里的大数据产业园，产出规模达到亿以上，相当于现在仪征支柱产业汽车行业、新材料化纤产业的总量。这是继“一根丝”（化纤）、“一辆车”（汽车）之后，“一朵云”（大数据）城市故事的精彩续篇。

目前安家仪征的万台服务器，好似这座昔日“漕运枢纽”密布的粮仓、盐仓，海量大数据一刻不停的流通、交互，就是源源不断输给现代经济和智能生活的“万能粮食和食盐”，深深链接通江（江苏）达海（上海）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强大引擎，参与国际化大湾区的协作分工。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将县级唯一的“数据中心产业发展创新之城”的荣誉授给了仪征。

一座被岁月模糊、遮蔽，串联昔日中国南北的“东南水会”正洗去蒙尘污垢，露出明眸皓齿，锚定它在新经济星辰大海中的崭新角色。

一、失语运河的尴尬水会

仪征在哪里？这个问题，曾经让仪征人听起来有些尴尬。最尴尬的一个现实是：中国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正式启动后，沿河城市千方百计争抢着这张文化、经济含量俱高的船票。作为1多年运河的重要入江门口，具有“有京师，不可无仪真”国家经济开关地位的仪征却意外缺席：扬州6段河道10个遗产点中不见踪影，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项目中没有位置。而翻阅扬州运河史，仪征都是绕不开的浓重一笔。

—年间编辑的扬州历史文化丛书之一《扬州名水》称“北宋真州成为江淮发运使的治所，在全国经济地位上列前五，是堪与扬州一较高下的大都市。”对扬州运河历史评价最为客观的显然属于第三方的国外研究者，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东亚史学专家安东篱年出版了《说扬州·—年的一座中国城市》，这一年正是扬州牵头运河申遗启动之年。在书中，除了扬州，仪征（古真州）是作者着墨最多的城镇。“仪征是一个沿河之县……其地位11世纪得到凸显，占有了扬州以前作为税收转运和茶叶、盐业贸易中心的地位。北宋时期，扬州的重要性严格局限于地方层面，仅辖有自己所在的江都县，而仪征则是长江北岸商业活动的重要中心，能够扮演这个角色，是因为它位于大运河一条支流与长江的汇合之处，它比扬州更符合一个长江口岸之名。”诚然，仪征有过全国知名的运河城市地位，然而在“无运河、不仪征”的史实面前，在关于大运河国家文脉、动脉、命脉的宏大叙事中，却完全失语了。

一位长期在扬州生活、对仪征有所了解的著名剧作家、文化名人，曾经毫不讳言：仪征是座“说不清、看不明”的江北小城。“说不清”是它的历史过往；“看不明”是它的现实面貌。一段时期，外地人常把“仪征”听作“宜兴”：那里的陶瓷自古就有名，或曰“知道，仪征化纤，中国最大的化纤厂”。无论是把江北误为了江南，还是将一座城市等同于一家中央大企业，都表明它的外在名声并不响亮，是现实中可说的不多，不敢说？还是可说的不少，懒得说？总之，陷入了“城微言轻”的困境。“微小”的确是仪征的最大特点，从资源能级上说，仪征的辖区面积和人口在全省都排在倒数五位之列，只相当于大县的1/3；从地理区位上讲，仪征处于南京、镇江、扬州三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包围之中。放眼前望，会迎上如画似屏的江南群山；右臂舒展，能触到六朝古都南京六合区的“龙袍”；左膀弯曲，又可揽到绿杨城郭的“水蛇腰”。与扬州一样，仪征同样以长江为亲妈、运河为乳娘，但在帝都、省府、州府的政治、历史炫彩下，它的亮堂极易被遮蔽，与此相反的却是周边城市异常强大的虹吸效应：9个乡镇中，与扬州毗邻且以之作为消费目的地至少有新集、刘集、大仪三个乡镇。有资料显示：全市56万人口中，平均每年换乘班车往返南京、扬州的人次达到30万人次和40万人次。城市“心”弱，乡镇“腹”小，加之民营经济和外向经济先天腿短，区域经济难免重心不稳、供血不足，在高标跨越、弯道超车式的现代竞争中就显得力不从心，导致话语权旁落。

不过，只要气候适宜、环境清明，政府善治的环境具备，那些脱水已久的历史基因仍会被激活。这些年，以腾讯云、移动云、电信云、北斗卫星为代表的大数据产业集群，以万有世界级山海主题乐园、质子医疗综合体、中体铜山体育小镇为代表的旗舰型文旅集群的落户，以及全球园艺界“奥林匹克”盛会扬州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举办，让上级和外界对仪征不得不重新审视。一方面有地处长三角顶端、南京都市圈核心圈层的区域一体化、同城化的国家战略推背，另一方面有新经济、新消费巨无霸项目集聚的催化，使这座弹丸之城再度站到了聚光灯下，进入借势加速、顺风扬帆的冲浪角色。年度江苏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排行榜上，仪征在96个县市区中首次跻身二十强行列，且排名扬州市第一。仪征能否在沉沦于运河历史之后，借助大数据的现代“天梯”跃上云端？未来的走势远非寥寥数言说得清、讲得明，但对于千年凝乱的白发略做一下梳理，似可从它的“来龙”中发现“去脉”。

二、活跃千年的长江运口

要清晰辨识仪征的地理位置，先读两首诗。一首是隋炀帝的《泛龙舟》“……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仪征与扬州近在咫尺，说扬州等同于说仪征。另一首是王安石写真州的《蜀岗》“城郭千家一弹丸，蜀岗臃肿作龙蟠。眼前不道无苍萃，偷得钟山隔水看。”无论是自然还是经济，仪征都是国家龙脉和命脉的重要节点。陆上，号称中国祖山的昆仑东延，自蜀地有了支脉，其尾闾在江北一直绵延到扬州域内称之为蜀岗。与江苏全域仅有1/4区域为丘陵地貌、全国倒数第一形成强烈反差：仪征3/4的面积为低丘山陵，是全省比例最高的县域，其中海拔仅为多米的铜山、捺山分别为苏中平原第一、第二高山峰。这种并不雄奇、挺拔的山脉恰恰是万年之前海岸线的边界。

受气温升高、冰川消融，海面上抬影响，数千年前，长江入海口位于宁镇扬丘陵地带，顶端位于现在的仪征龙山与南京龙潭之间。龙山之所以称为“龙山”，与小秦王赶龙填海的传说有关，仪征境内的山，皆是山海相依的物证，白羊山，本名“白洋山”；盘古山，原为海边码头；铜山一带出土过海螺、贝壳等海洋生物化石；明代初，仪征县城东门仍称为“望海门”。大海，孕育了人类祖先并为人的生存提供了生命不可缺少的盐，为近海临江发展水上物流、归集国家税赋，提供了取之难尽的财源。《宋会宴·食货》载“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北宋时，两淮一带的海盐产量占全国的40%。伴随着海岸线不断退让、东移，长江像迫切挣脱束缚的巨龙，在南北之间扭动身躯，引发了主泓的频繁变革，也慷慨生成肥沃的冲积平原。春秋时代进入江洲迅速发育的时期，公元前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出师便捷，在扬州开挖连通长江的大运河第一锹，这段被称为“邗沟”的最古老运河，据专家推判其入江口就在现今仪征县城与东郊新城之间的古江都城，只是年后，它就悄然坍塌于江中，永远沉没了一截鲜为人知的历史。

晋代永和中（—）旧江口淤塞水断，扬州至仪征入江水道重新开挖，时称欧阳埭，即现今的仪扬运河。到了雄心勃勃的隋炀帝手上，历经六年时间、数百万民工的接力，大运河得以大规模延伸，一下将中国海河、黄河、淮河、长江以及钱塘江东西向五道水系串联在一起，“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人商旅，舳舻相继。”淮扬段的运河从此自山阳（淮安）至扬子（仪征）直接入江。到了唐代，仪征城区白沙镇位于长江北岸，景龙年间（）一位泗洲僧来到仪征，望着千帆竞发、可舸争流的江河和惊涛骇浪中不幸倾覆的漕船，心生善念、四处化缘，在江边建起了70多米的宝塔，一是用来镇压水魔、沙荒，祈求平安；二是以塔为标，为船队导航引路。古塔几经兵燹人祸、迁址复建，如今仅剩40多米的残体，却依然保持了省内最高的记录。宋初，仪征城区距大江最近处仅剩一里，这更加方便了漕船在这里集散分输。仪征江岸至今仍然稳定地保持着民国时期的形势：江面通常离江堤百余米，最多二、三百米。

沧海桑田的地质演变，至少包含着两则重要信息：一是蜀岗以下的仪征圩区，都是数千年来海岸撤退远去，长江从上游搬运泥沙、日积月累沉淀、造化的结果；二是大运河与生俱来选择仪征作为最早也是最久的入江口，看中的正是仪征距长江最近的独特位置。

看一下宋代翰林、时任扬子尉的胡宿对于仪征的描述：“乃濒江之剧郡，实势横野，压楚地之三千大浸，稽天吞云梦之八百，南踰五岭，远浮三湘，西自巴峡之泮，东暨欧闽之域，经涂咸出列壤，为雄踞要会”。运河，作为当时既经济又快捷承南接北、贯东联西的“水上高速”，一旦选择仪征入江，那么仪征在中国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只是“弹丸”，而是辐射广远、事关国家存亡的“枢纽”。

三、“有京师，不可无仪真”的国家命门

抵达仪征小城最南端的泗源沟，有些寂寞的旧码头，有些红砖平房的老仓库，还有被拆除的轮渡栈桥遗址和关门落锁的候船小楼。江岸老柳萌发，江上巨轮穿梭。新树立的水泥标志杆上赫然书写着“江苏湿地保护地”，却偏偏少了块“运河入江口”的身份标志。

这里曾是运河连接长江的门口。只要回转一百多年，就能看到穿梭不息、往来江河的船队首尾相接，帆樯如林，千里运河大动脉，孕育了仪征重要纲运襟要地位，这种地位的独一无二从晋代永和年间一直延续了多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年），为改变江南漕船只北上、从镇江逆江西行绕行60多华里经由仪征中转的周折，从江北直联润洲的伊娄河开通了，瓜洲开始担当起又一入江口的职能。扬州则迎来了全国最大商业中心、东方国际大港、世界大都会的鼎盛时期，“扬一益二”成为最直观的名片。

唐广德二年（）刘宴任御史，总理天下财货，兼管漕、盐运输，就在扬子（今仪征）设立了全国十三个巡院之一，且与扬州巡院并列，兴建了东南第一转运粮仓。对于岁入盐利占半的朝廷而言，从建筑宫宇的砖块物料到日常所用丝绸、云锦、铜鉴、梳篦乃至泡茶用的泉水，凡宫闱服御，百官俸禄、全国军晌，都仰仗南方的生产和供应，都赖于运河一刻都不能停滞的输送。宋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真正的鼎盛时期，全国商品流通量相当于现在的六、七十亿美元，雄踞世界之最，工商税收破天荒接近甚至一度超出农业税收。

此时由于江流远离，潮信不通，大轮海船已难以停泊扬州城外，使真州港取代了扬州港一大部分的功能。由东南六路漕运上供朝廷的物资，先要在真州、扬州、楚州、泗州设中转仓储。七所转般仓就有三座设在真州，江淮漕米运量在真宗大中祥符初年（8）达到多万石，跃上历史最高峰，其中以真州转运量最多。真州是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的治所，负责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6个省、36个军、州府的食盐供应，同时设立了包括税务、商检、互易、港务、船闸等在内的完整管理体系，仅真州盐运办课总额达到一万锭以上，与杭州及附近两处成为全国之最。北宋熙宁年间（），全国个州府，财政收入除开封府之外，排列前8位的分别是杭、秦、楚、真、苏、庐、江宁和扬州，真州以4万贯以上进入了前4位。真州鼎盛期与汴梁、杭州、淮安并列为全国五大工商都会，“仪真往来几经秋，风物淮南第一州……沙头飘渺千家市，舻尾连翩万斛舟”（宋·刘宰）即是时人的客观写照。

事关国计民生的茶叶、蚕丝、瓷器等其时也多以仪征为主要集散地，这样的繁荣，借着时代的惯性向前推移，直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期，至元十四年（）到二十一年（），上升为真州路，其规制仅仅低于全国11个行省，相当于现在的副省级城市，可见其时仪征地位的重要。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做了三年扬州总管的马可波罗的游记中称：“从这里出口的盐，足够供应临近的省份，大汗从这种海盐所收入的税款数额之巨，简直令人不可相信。”

到了明代，仪征仍然是淮南盐运的重要枢纽，瓜洲与仪征运口虽然并用，但分工十分明确，上游广东、广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漕船还是由仪征卸粮装盐，南京到北京千里水路46处驿站，南京的过江通道即是“龙潭送过仪真坝”。明《复闸记》称：国家自迁都北平，岁漕江南粟数百万斛，以供京师，由仪真入运河者十七八。至于仕者之造于朝，商贾之趋于市，置传征徭之出于途，其往来络绎，亦多取道于斯焉。明代翰林院检讨庄昶评价道：“仪真，京师襟喉之地，转输漕运之所必由，朝觐商贾之所必涉。有京师，不能无仪真也。”

多年后，在古运河边长大的作家夏坚勇先生在他的《大运河传》中写道：大运河通了，中国的血脉就通了；大运河活了，中国的精气神也活了；大运河容光亮丽，中国也在盛世中鲜活滋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元以后，仪征的运口通了，大运河就通了，中国的血脉就通了……。

四、梦想成“真”的瑞应福地

经济繁荣不等于军事强大，宋朝的运河倒映着高扬劲发的群帆，也笼罩着烽火连天的乌云，围绕运河命脉的争夺历来是战争各方的焦点。为洗刷“澶渊之盟”和约，每年向辽国交纳巨额贡赋带来的奇耻大辱，压制民间的质疑和廷中的杂音，骨灰级的道教信徒宋真宗赵桓在王钦若等一班人巧舌鼓惑下，导演了天降祥符、先祖托梦一系列闹剧来证明皇权天赋传承合法的正当性，这些闹剧的一个重要舞台就是仪征。

景德五年（8年）正月之初，尚在休假的朝臣们被骤然召见入宫，真宗龙颜大悦告知诸臣：在梦中得到神人预告，今有天书出现，可以示众。果真，有人前来禀报：承天门顶发现二丈余长的皇帛，呈书卷状密封，外系青缕，隐约可见神符。闻罢此言，宰相王旦当即致敬“陛下仁厚爱民，与邻和睦……感化上苍，天降祥瑞”，众臣立跪，高呼万岁。天书现场启封，封面有文：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真宗）。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内里为天书三幅，称颂真宗能以至孝至道绍世继位，让宋朝世祚延永。真宗遂改此年为大中祥符。

这是一场经过精心铺排、费心预演的“好戏”，可一切还是个开端，各地遇见祥瑞之物和吉祥天相的报告纷至沓来，2万多民众集体请愿，祈盼真宗能举行最为隆重、盛大的泰山封禅祭天大礼，以宣示皇权天赋，臣民不可违逆。大中祥符五年（年）十月，秋高气爽，宋真宗再度召见大臣，通告梦里神人传达玉皇大帝之命：赵氏始祖要来会面……并明示手下天神降临之处在延恩殿。这出戏本，与唐朝开元二十五年（）的那一幕十分类似：玄宗梦见太上老君玄元皇帝真容，按其指示在终南山果真掘得老君玉像，和梦中无异，遂下诏图写、建庙，敕天下设开元观，铸造等身金像，一时文武百官纷纷庆贺“降灵托梦，大吉大福”。所不同的是，唐玄宗梦见的始祖姓“李”，宋真宗梦见的始祖姓“赵”，同姓共族，一脉传承。

接下来的剧情，需要一个非凡的构思进行演绎。规模宏大的玉清昭应宫离不开天书和先祖金像两大镇宫之宝的供奉，天书已降，那么秉承天意，敬仰列宗，该在何处范金塑像呢？像成迎奉进京，又怎样达到全民服膺、举国皆知的教化之效？翻阅各地敬呈的祥瑞信息，有一条令宋真宗尤其眼热心暖：建安军（今仪征）西小山旺气充盈。“建安军”这三个字，在宋真宗心灵天平上是块金光闪闪的珐码。

传说建隆元年（年）身为周世宗手下大将的赵匡胤为了攻打南唐，在迎銮镇（古仪征）操练水师，声势浩荡，逼迫对方奉表纳降。更为传奇的是，赵匡胤率舟师出征时，一条龙从水中跃起，金鳞眩目，吉光烁烁，时人称“龙兴之兆”，文天祥诗序言及“迎銮，艺祖发迹于此，此非在天之灵所在乎……是中兴受命符，独向迎銮呈瑞……”登基后的赵匡胤视仪征为祥和福地，升迎銮镇为建安军，同年筑城，初设四门，南门称“宁江”，即今鼓楼圈。另一方面，由于建安军枕江襟淮，它承担的粮食、食盐中转枢纽功能，逐渐超过了扬州，入京漕粮以及宫中所用大多由此输入。在建安军镕铸先祖列宗金像，无论从便于工匠、矿石调度，运输便捷，还是沿岸造势、口碑传播上讲，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兼备的不二选择。

塑像冶炉选址所在的城北“西小山”，是龙脉祖山昆仑支脉的绵延。登高而望，烟雨迷朦，水墨氤氲，亦真亦幻，恍若仙境。年8月，江淮发运使李溥正式受命广召江南巧匠，由塑像大师杭州人张文昱等领衔设计建造玉皇、圣祖、太祖、太宗四尊圣像。炉火熊熊，烈焰冲天，引来白凤、青鸾环绕鸣啼，久久不去。像成，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副宰相丁谓率领庞大船队、2名随员专程迎接。五月的江城，百花竞放，灵潮澎湃，船队沿河北上，所到之处官吏出城10里恭迎，所经之地禁止屠宰7日，停止行刑2日。宋真宗亲临迎奉，惊叹神人始祖和梦中所见一模一样，毫无二致，龙颜大悦，一系列犒赏降临众多有功之臣和沿河各地。建安军除减免当年夏税十分之三、尾税十分之二外，铸像之地敕建仪真观，赐塑像处“瑞应福地”。年，建安军擢升为“真州”。真者，飞升成仙也；得道成仙者都会敬奉为“真人”；真州者，人间仙境也。当然，在宋真宗心里，“真”更是个理直气壮的证词：本尊的王位属于上天所赐，命该如此，不容怀疑更不可篡夺。历史对于宋真宗的评价，是颇为复杂的，但他为了百姓免除饥荒，大宗祥符五年一次从福建引进了耐旱高产的“占城稻”三万斛，推广到江淮、两浙，从播种到收获仅需50多天，亩产达七、八百斤，进而促进了漕运的发达；他勉励平民百姓以读书改变命运：“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每年都有上万学子通过运河北上京城，借助“高考”进行人生最重要的一搏。

宋真宗赐封“真州”，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奖赏，是对仪征天开图画、仙境圣地的认同，更是对其水运便捷、吞吐巨大、维系国运重要贡献的褒奖。“真州”二字，在宋朝人的心目中拥有足金的成色，它所包含的政治高度、经济厚度、文化广度是不容后人轻忽的。

千年流变，真州作为州、市级的行政等级一直延续到明洪武初，才下调到县级层面，正式易名“仪真”；到了雍正时代，避其“胤祯”讳，又将仪真改为仪征。对一个皇帝的敬畏，却是对另一个皇帝的遮蔽；对一个朝代的拥戴，却是对另一个朝代的覆盖。这很现实，但又难免以平庸的现实替代高蹈的史实，背后起作用的总是难以扭转或者根本无法改变的根深蒂固的专制制度和政治体制。

五、有始难终的中转基地

仪征，一座弹丸之城能攸关国家军队的保障和首都日常安全，既与其地处江河运口的地理优势有关，也和粮、盐、茶等战略物资必须南北交流的互补贸易有关，更重要的是对这种物资管理制度的顶层设计，将运口的地利不断转化、放大。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率先对盐的生产、运输、销售统一收归朝廷，推行专卖制度。从唐肃宗乾元元年（）创立国家统购统销盐的“榷盐法”到刘晏出任盐铁转运使，改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间接就场专卖制，创造了两淮盐区十年时间盐利增值超过10倍的奇迹。一个特权阶层——盐商应运而生了。以南宋为例，金兵南下后的朝廷以扬州为“行在”（临时驻驻），第一个中央专卖机构“榷货务”就设立在真州，“榷货务”即通过接受商人的钱币而发放可以购买、运销盐、茶等专卖品的票证，维持盐课收入。推行以钞换盐制度后，真州再次成为盐钞专卖中心，真钞发行时达15万，和原先的京钞并用，占全国的1/4，其地位与中央一级的“榷货务”等同。明代，为避免元朝乱增盐引、人为哄抬盐价，造成民不聊生，同时吸收了两淮盐贩张士诚等揭竿起义的教训，为化解历年盐引累积弊端，出台了“纲盐法”。食盐改由纲商直接交易且可世袭，自此纲商凭借垄断走上了富可敌国的畸形发展之路，仪征的“扎口管束”作用被进一步强化。

正因为盐业的专卖垄断特征，决定了政商之间既高度勾连又强烈对抗的复杂关系。洪武十六年（）兵部尚书单安仁出于运河通畅考虑，上奏朝廷，将原改建于瓜洲的批验盐引所、批验茶叶所以及递运所、水驿等机构复迁仪真，“惠利贻于一邑”，为此真州民众建福祠、塑土神以表祭祀。另一方面，由于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以致传说在其去世后瓜洲盐枭向单安仁全家大开杀戒。更为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康熙宠臣、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承蒙皇恩厚荫，与妻兄轮流管理两淮盐课，每年都到真州使院办公、休闲，却因挪用公款多次接驾南巡，落下巨大亏空，遭到了雍正的抄家追缴，被迫北迁。时年曹雪芹13岁，这段历史构成了《红楼梦》的重要背景，也代表“繁华如旧梦，富贵似云烟”的盐运历史归宿。

漕运作为立国之本，在清代达到了又一高峰，或称之“回光返照”吧。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两淮盐区的淮南监制同知和盐引批验所设在仪征，负责检查、核验。食盐凭票运到江边后，要拆捆换成小包，装船发运到沿江各省口岸，每年检验数量为淮盐的3/4，总量达到二亿二千多万斤，相当于至少万家庭全年的用盐量，可以说，盐运链条上的一点风吹草动，仪征运口的一点惊涛骇浪，都会对维持国家运转的财税和长江沿岸的民生保障形成蝴蝶效应。运河既是五彩斑斓的云锦，也是千疮百孔的败絮，牵动着皇帝的紧张神经和日思夜梦。康熙亲政前就视三藩、河务、漕运为从政三件大事。康乾两朝共计十二次南巡、督查运河事务乃重中之重，其中康熙六次南巡，三次驻跸仪征，都留有诗作，其中一首吟道：“长江万里开鸿蒙，高樯巨梢乘艨艟。仪真京口路万里，挂帆瞬息凌长风。……羽葆南巡渡扬子，居安更念艰难功。”这样的吟诵初始豪气无敌，结尾却清醒励志，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复杂心态。

一个把国运和民生寄托于运河上的朝代，一个让运河高度负重又藏污纳垢的朝代，当自己堵死了通往海洋的最后一个闸口，也就回天乏术，迎来了从海上冒出的“克星”：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军舰并没驶入津门，而是直捣长江，停泊在运河入江处，三桅高耸、利炮滑膛如一套冰冷而沉重的枷锁，扼住了清朝的生命“咽喉”。到了龚自珍笔下，运河满满流淌的已是苦难的血泪：“只等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靡太仓粟，夜间邪许泪滂沱。”扬州包括仪征历史的辉煌就此黯淡失色，表面看是毁于兵燹人祸，实际上积重难返是各种病症的综合并发：外表，运道不畅，河床淤塞，江岸涨滩；内里，官商勾结，腐败成风，积弊沉疴，决非一人一己之力所能清除。更关键的是怪兽般的铁路，由北向南与运河呈“8”字形紧密交织，像青藤紧缠住枯枝；从上海招商局初始的三艘大轮开始，另一支引擎强大、以煤驱动的海上船队又开始势不可挡的替代征程。“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盐政的变动和宏观格局方面有利于上海的变化，蒸气船的到来以及铁路的发展，最终牵走了扬州的远距离贸易伙伴”（安东篱《说扬州》）。富有标志意义的是：光绪二十七年（年）清政府征粮方式由征实改为折价征银，江西、两湖的漕米，折合成白银就地拨充军饷，宣告漕运制度的寿终正寝，同一年，科举制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运河上又少了一支日夜兼程、南来北往的文化苦旅，“物流、人流”的双重退场，彻底终结了纯粹运河城市源源不断的好运。

毋庸讳言，盐政，在历史上对于运河沿岸城市的塑造和滋养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扬州与仪征之间是行政上的垂直管辖关系，还是江河运输的平行协作关系，都改变不了仪征作为食盐、粮食、茶叶等战略物资集散和分输基地功能：“中转”。“中转”不只指物质的周转，还有许多个人命运的否泰转折，甚至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彼此冲突。

大运河的源头，史书上认定是吴王夫差2年前决策的邗沟开凿，但背后具体的主导实施者是谁？《扬州名水》一书如此描述“我们相信，大概伍子胥莫属。”就是那位被奸人陷害、惨遭灭门、逃楚奔吴，比吴人更熟谙河道开凿技术的楚人伍子胥。当初舍身蹈江，将他渡往江南的是仪征的无名渔翁，后人为了纪念，将源于丘陵、归于长江的一条河道称为“胥浦河”。某种程度上，是伍子胥的经验和人生遭遇促进了大运河的开凿，又是仪征无名渔翁的大义成全了伍子胥的复兴梦想以及大运河的落地、走势。“中转”一词，说不上褒义，也说不是贬义，然而无论对于国家、城市还是个人，它都隐喻着许多偶然和不确定性的去处，就像运河有多兴盛就有多衰败。当“上海”成为中国告别封闭走向开放的现代中转枢纽时，扬州和仪征的发展史必然会另起一页、重新谴词。

六、巧借妙用的园林名城

漕运的繁荣、物流的兴旺，使仪征的城市业态出现了与之相对应的鲜明建筑符号：仓储设施、盐政场所和休闲园林。盐运过程中为了方便储存、中转，就会设置大量转般仓、盐仓、酒库、造船厂。继唐代出现“东南第一粮仓”之后到宋靖康年间，真州的盐仓多达多间；宋嘉定初，设立的南楼酒库，有楼三十楹，而当时停泊运输的船只少则只，多则0多艘。古城中心天宁塔附近，如今依然有用“仓巷”、“仓桥新村”命名的巷道和小区；城南一带，则分布着大码头、大盐塘、马驿巷等漕运遗存和符号。如果仓库是物流产业的工具性象征，那么因运而兴的园林则为理想生活的容器，它承载着商人、官人、士人多个阶层社交雅集、休闲、归隐、疗养等五光十色的梦想。

仪征园林的繁荣同步着漕运的兴盛，据史料记载，从宋代到清代，仪征建筑的名园有50多座，其中以明清居多，明14座，清代20座，多为富甲一方的外来盐商所造。如明末徽商汪士衡耗费五、六万叠石的“江北绝胜”寤园，是世界上最具影响的造园宝典《园冶》成书之地，“虽由人作，宛生天开”的造园理念与“贵在体宜，巧于因借”的造园手法，传播到了日本和欧洲，影响国际造园实践多年；清代位于北郊的朴园，拥有数十处景点，前后费时5年，耗银20万余两，享有“淮南第一名园”称号。当然最具历史影响的是成于宋皇祐四年（）的东园，先后任真州发运使、判官等职的施昌言、许元和马遵三人将城东一块百余亩的原监军废营地荒墟修建成美仑美奂的园林，蔡襄题了园名，欧阳修依图作了《真州东园记》，记称：“真为州，当东南之水会，……园之广百亩，流水横其前，清池浸其右，高台起其北”；又曰：“真，天下之冲也。四方之宾客往来者，吾与之共乐于此，岂独私吾三人者哉？”苏东坡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返回常州定居，第三次途经真州，却在闷热六月天受困运河闸口里的船仓中，大病了一场，时任发运官勾文字的忘年交米芾专门将他接到了东园，亲自为他煎制中药疗养，40天，彼此留下了10多件信札及诗词唱和，苏东坡有诗“一枕清风直万钱，无人肯买北窗眠。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成为宋代文人相亲的经典故事。

无疑，东园的价值并不止于负责发运的官员变废为宝的生态修复，更寄托共享、利他、开放的普惠情怀，承担为失意者情感疗养、精神康复的职能。黄庭坚病起游东园“主人心安乐，花竹有和气；时从物外赏，自益酒中味。”一直致力于改革，为漕运、税赋安全定制了“均输法”新政的王安石，在保守势力和食利阶层的阻击下黯然退场了，退休后常来往于金陵和真州之间。游览东园、睹物怀旧，“十年遍历人间事，却绕新花认故丛。南北此身知几日，山川长在泪痕中。”

漕运兴盛，中转枢纽，成就了仪征近悦远至的热闹氛围。在宋代主城的南北因此建造了水陆两处迎来送往的亭阁。陆上为“壮观”，立北山之上；水岸设“鉴远”，米芾分别题写“壮观”和“江流噬岸”。

世界文化名人盛成先生在他著述于年的《我的母亲》中也描写过仪征的园林人气之盛：“万商丛集其中（真州），盐商都要来仪征，建筑几座林园，几幢别墅。佳人来自四方，暗藏金屋，官儿来养老；文人艺士多寄食于巨贾之家。”

园林是物质的、有形的，也是精神的、无形的，它浓缩着数千年来能工巧匠的智慧，更承载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仪征园林的选址大多背依低丘土山、面向江河，不废人工，就轻易借来自然活水，移来江南群山，获得“山色江光翠满城”，乐得“中有人家住绿云”。郑板桥重游江村描述周边景致“江雨初晴，宿烟收尽，林花碧柳，皆洗沐以待朝暾；而又娇鸟唤人，微风迭浪，吴楚诸山，清葱明秀，几欲渡江而来。”人与自然和谐，俨然尘世仙境。至今仍为后人津津乐道的真州八景：南山积雪、北山红叶、新城桃坞、西浦农歌、天池玩月、资福晚钟、泮池新柳、苍桥塔影，也大多是借景，远借、近借、仰借、俯借，一个“借”字道出了“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大智慧，生活应该如此，造城营市，同样应该如此。

七、重商轻农的市井小城

如果说历史上得益于运河繁忙的运输，仪征成为了宜业之城。这种业态是不同于淮南、淮北食盐生产区，也不同于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消费区的中转物流产业，除了部分盐政管理人员和外来商人常驻之外，更多的是民工分布在盐运的各个流转环节，靠出卖苦力解决生计，他们绝大多数居住在城外江滩，以简陋的工棚草屋为家，又或者直接生活在船上，甲板为床，星空为被。与传统社会以农业为本、耕作为要不同的是，清代的仪征“民多赖四方商贾为生业，鲜为田农务本之家”，如果以其时定额纳税田亩3.6万亩计算，人均不过六分田地，自给自足率不过四成，更多稻米要从四川、湖广调入。有史料称，其时城里的常驻居民与城外的劳务人员的比例为2：8，全县不到40万人口中，有9万以上分布在盐运掣捆链条上，得受佣资以敷口食，同治年间以后兴起的十二圩两淮盐运枢纽，集聚盐工15万以上。

由于盐卤易对人的肌肤形成腌渍伤害，盐工们通常只有晴天的上午劳动，兑得工钱后下午就可自由支配；富人们多去扬州逍遥，平民们就地休闲娱乐，这正是城南大码头和十二圩三、四百家茶肆、澡堂、饭店、书场、店铺连片积聚的原因，也因此衍生了一些习以为常的民风。清人厉惕斋在其《真州竹枝词》中描述道：“赌博城南为盛。籍赌消闲，而又多钱，趋承者众，遂相习成风。虽在深闺，亦夜以继日，乐此不疲……”现在，仪征街头巷尾，棋牌风靡，想必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承。大码头商业业态包括百货、丝绸、茶叶、纸扎、药店、粮食、茶食等，以满足日用所需，美食行业最有名的是被袁枚捧红的萧美人糕，那也是用于重阳馈赠礼节的糕点、茶食，因用于敬赠高官而留下才子佳人绝配的佳话。

本地商人在寄生的盐业服务链上，要取得生意上的成功，只能靠自身的诚信、节俭，而非官商关系的勾兑。“小金才卤食店”猪头供不应求，是因为店主每天限量出售，宁缺毋滥；拥有数进大院的“义升泰”酱园老板，去扬州谈生意从不进饭馆用餐，而是随身带着锅巴，步行到中途用一个铜板买两碗茶，去时吃一碗，回来时再吃一碗，这就是“一个铜板掰成两半用”的真实故事。城南大码头最能挣钱的是，是盛怀宣家族开设的典当行，由于资金雄厚，典当物品从衣物、田契房契到珠宝钿银、名人书画无所不包，那些贫苦劳工和赌徒都会到此典换急需现钱，这其中就包括青年时期落魄流落于十二圩盐场打工的张治中将军。

仪征百姓倚盐而食，习惯花费，也曾引发时人的担忧。嘉庆时县令、浙江人氏屠倬就曾劝民纺织，种桑养蚕，并从老家请来老妇传授相关工艺，但已积重难返，这种生计系于唯一的物流中转而疏于手艺、实业发展的选择，其“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结局在后来得到了反复印证。

各地商贾的云集，在仪征催生了大量的以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省会命名的同乡互助组织——商会，大码头和十二圩两地不下20所，最著名的是位于城南大码头西南的星沙会馆，传说它由湖南盐商周扶九、江西盐商肖逸峰联合出资兴建，原是祈求水神护佑、江运无虞的。星沙会馆最热闹的是它的大戏台，从正月初二到二月初二，一个月梨园名家轮流献艺，供百姓免费欣赏，一场戏少则千余观众，吸引了卖小吃、玩杂耍的，算命的三教九流都来淘金经营，台上台下，亦真亦幻，男女老少，热闹一片。城南庙宇甚多，旺盛的香火熏染的是一张张无意大富大贵、但求平安的俗世面孔，寻常的市井生活总难免苦中作乐，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儒、道、佛的思想融于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

八、喜儒重教的“乐仪之州”

物流和人流在中转枢纽的集聚，同样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教育的兴盛。南宋嘉定《真州志》述及“其民安土而乐业，其士好学而有文。”仅宋以后，有史可记的就有欧阳修、苏东坡、蔡襄、梅尧臣、王安石、黄庭坚、文天祥、赵孟頫、袁宏道、汤显祖、王士祯、孔尚任、吴敬梓、郑板桥、袁枚等巨公过往、留驻，传下诗词不少于首。这些自带热能的“大伽”到来，对仪征水土的文化辐射是强烈而持续的，富有代表性的是清代研究经史、小学、舆地、金石、辞章等的“仪征学派”的兴起，该学派肇始于“一代文宗、三朝阁老、九省疆臣”的阮元，并以刘氏（刘文琪、儿子刘毓崧、孙子刘寿增、曾孙刘师培）“四世治经”为典范，其“实事求是”的思想影响深远。

多册影响世界和全国的典籍，则堪称仪征文化沉厚的代表，比如：计成写于明末寤园的《园冶》，为世界最具影响的造园宝典；清代的阮元所著《畴人传》，是我国第一部科学家传记；本世纪三十年代，由留法勤工俭学的仪征籍世界文化名人盛成用法文写作的《我的母亲》，译成10多国文字，轰动欧洲，被法国列为教科读本。这些名著的作者之于仪征，不是祖上迁居，就是短暂寄生，深深烙上了运河时代流动、迁徙的烙印。不能设想，如果穿越时空，将上述留下显赫足迹的名流，请上同一个舞台代言仪征形象，会有着怎样精彩纷呈的戏剧效果。是舞台太小？还是主角太多？

仪征文运之兴离不开外来的移民，尤其徽商的云集带来了“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的浓厚风气。自幼跟随父亲在仪征乡间读书的郑板桥，在康熙五十七年（）来到真州城南江村设塾课徒，“曲岸红薇明涧水，矮窗白纸出书声。衙斋种豆官无事，刀笔题诗吏有名。”在他的心中，草木欣欣、钟灵毓秀的真州，就是可遇难求的读书胜地。

由于盐政重教，盐商助教，直接受益的是县学和书院的硬件建设和条件改善，从而为后代的成才创造了宽松、优越的条件。最典型的是许承运家族，自康熙三十七年（）至乾隆十八年（）历时近80年，五代人薪火不断维修文庙，堪称榜样，县令称之‘诚大有造于仪邑也’”。

给学生带来最大福音的是乾隆三十三年（）兴建的乐仪书院（在现慧日楼东），由时任知县卫晞骏在涉园废址上的设立，取义“既见君子，乐且有仪”，书院的初创得到了盐政、淮南监掣同知等人的鼎力支持。书院每年近万左右的开支都通过盐政、盐商渠道予以保障。书院举行月课考试，分等次予以奖励。这样的月课全年举行二十次，可以使优秀学生得到最大范围的奖励。乐仪书院聘请的书院负责人和教授更是全国一流的才子，诸如沈廷芳，中乾隆元年太儒，官至山东按察使；赵翼，探花，与袁枚等并称“三大家”；吴锡麟，进士，官国子监祭酒……名师加持，学霸辈出。

仪征属于人文最盛之州县，县学定为大学，等级参照府学，一科可录取25名，这使当地有更多的考生借此脱颖而出。清代同期全国平均每州县中进士15人，仪征则为60人；从鼎甲方面看，全国1多个州县，仪征同时拥有状元、榜眼、探花各一名，名列名之内。不可忽视的是，那时仪征已经出台了招商引智的政策，“以盐改籍，盐册占籍”，从而鼓励外来人才流入，“如人户于寄籍之地，置有坟庐逾二十年者，收入籍出仕”，年的一月份徽州移民居留表就包括仪征、扬州和淮安三个地方，“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仪征列于榜首。汪、吴、程、郑、许在清代成为名重一时的“五大家族”与此不无关联。雍正十三年（）两淮盐政到仪征考察教育，目睹壮观巍峨、修茸一新的文庙，深知“此邦人士必大有笃志好学，成其才，为国家经济之用。”

星沙会馆的戏园东门曾有一副湖南新科状元撰写的对联，上联：粉墨登场父母妻儿情深切，泪涟涟聚散缠绵痛心处，满座悲如雨；下联：星转斗移文武敌友各献策，杀声声酣战百回在同台，一幕觐君王。上下联皆为26字，已惊煞满城百姓，不过本地一个穷秀才并不认同“好虽好呀，只是有点骡气！”此话传到奉旨巡察此地的状元耳里，他让县老爷传话，请秀才为西门撰上一副对联，秀才倒不含糊，成竹在胸，现场挥毫。上联：滚滚长江东逝，桔子洲头湘赣二富商开漕远泊，銮水遇恶浪福地化险为夷，筑馆建台谢神明；下联：巍巍蜀岗西来，淮南风物真州一硕儒济世通经，入仕逢明君九疆督抚，安邦定国平天下。纵横捭阖，气势磅礴，道尽真州的地灵人杰，显然胜人一筹，状元不得不佩服：真州藏龙卧虎，不可小看。

时过境迁，乐仪书院、县学旧筑皆已不存，遗址附近留下了如笔的天宁塔、印章似的奎光楼、砚台一样的泮池，以及宣纸一样方正的操场，后人形象称之“文房四宝”，到了民国以后，在此方圆两三平方公里范围内，涌现出“盛氏三杰”，清华、复旦等名校三位校长以及享有“厉股份”盛誉的经济学巨擘厉以宁等一批俊彦大家。

历史的辉煌，在实物形态上难以保全，但在文本意义上却可以复述再现。在《红楼梦》里可以听到仪征的方言、目睹仪征的风物；《儒林外史》的主人公“汤镇台”的原形，正是“有古名将风”仪征籍武进士、后任湖广提督的杨凯；《老残游记》专门描述了一段城南大码头的繁华。一方水土一方人，诚哉斯言！

九、残堞芜城的二元经济

江河交汇，成就了国家粮、盐、茶叶战略物资的中转枢纽；

南北节点，难免兵家必争，仅—5年，金兵就三度攻陷真州；

兴于水而毁于火，是仪征不可修改的命运密码。

兵燹人祸频仍，使仪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塔兀立，像一杆失落帆樯的孤桅；钟楼寂然，已不闻晨钟暮鼓的提醒。两侧传说表明着小城的悲恸和孤绝。一则曰：太平军一传令兵文化初浅，误将“绕城而过”认作“烧城而过”，将一座城烧得精光；一则讲：面临满目残堞、遍地瓦砾，天宁寺了缘和尚常年累月、风雨无阻，清晨起来清扫南北长街，且边扫边唱扫地歌“扫地，扫地，扫心地，不扫心地空扫地。”了缘和尚仙化时，信众从他出家的度牒中惊讶地发现：他活了岁，为仪征义务扫地76年。当地知名乡绅、宿儒、同盟会会员鲍贵藻先生为他撰写2余字的碑文。如此洋洋洒洒的刻录，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绝版。

船随潮退，人跟船散。铁路、海运，上海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粮食、食盐对内河的依赖。到了上个世纪中叶，仪征这棵根植于运河的蓬勃大树已是枝枯柯败。曾经定居、寄居于此的成千商户烟消云散，或奔上海、无锡一带另砌炉灶，或携老小回归安徽、江西、湖南老家，所剩不到0人的居民皆为平民百姓，依凭逼仄门市苟且度日、蜗居郊外茅屋草草安生，热闹之处仅限于现今鼓楼之北一、二百米的卫市街和老城南的大码头，两者之间隔着的是荒地、农田，街面之落寞，自有民间顺口溜形象“一灯亮四城，满目菜花黄”，“仪征城里有三宝：菜花、碎砖和野草”。相对于东郊的十二圩民国之初已建起电报局、轮船、电厂等现代时尚设施，“道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乃城区的落后写照。

十六、十七世纪，商品经济和纺织业已在长江下游兴起，棉纺织品盛产于松江府和苏州府，麻纺织品产生常州府和镇江府，丝织品和生丝产于湖州府和嘉兴府。但一名扬州新知府在年发现“凡在邻境，皆有妇工。东属通州，织就鸡鸣之布。南连吴郡，绣成龙裘之衣。”海门三人纺纱可养活8人口，然而在本地却“群与嘻嘻，毫无事事。”仪征既不产布也不富产粮食，也就无缘享受两类大宗商品贸易带来的富民红利、惠民实惠。除了传统的草席编织，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独占优势、发育成手工业的温床和摇篮，占市域3/4的贫瘠山区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自产自足、种田望天收的小农封闭状态。

仪征工业的起步不外乎三个依靠：一是本地资源，如山区的黄砂、红砂，圩区的席草、芦苇，开办石粉厂、玻璃厂、砂轮厂以及织席厂、造纸厂等，这是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性发展思路；二是依托传统小作坊，人为揉合的“拆锅改灶”，裁缝店、酱园、茶食店，白铁坊、修船铺分别升格为服装厂、食品厂和机械厂；三是依靠跨区合作建“新灶”，最典型的就是依托有限的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技术力量开办新厂，如电机厂、铝器厂、纺织机械厂。在现在集中区、产业带、xx城的称呼早已耳熟能详，但当时能做出这种构想的已非一般见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年代，当时仪征县委就提出：把县城到青山一带，建成15公里沿江工业带；把位于胥浦的玻璃厂做大成“玻璃城”；把十二圩、矿区（青山）办成县城卫星镇。凭心而论，在仪征工业起步本就比周边其它县市滞后5—10年的情况下，这种后来居上、快马加鞭的气魄，这种义无反顾、敢做敢当的勇气令人敬佩。

年，为填补化肥生产的空白，全县集中各部门、乡镇单位的财力兴建三千吨合成氨项目，在还缺少一百多万资金的情况下，机关干部甚至农民全部参与了社会筹集，社会上流行说法：化肥厂是仪征数十万老百姓一个鸡蛋、一个鸡蛋卖出来的。

堪称典型的是，吃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与上海益平钢精工厂合作的铝器厂，1年试制成功了江苏省第一只18㎝铝高压锅后，产销两旺、供不应求，只能凭票供应。26个新品亮相省城展销时，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彭冲连连称赞“好！好！铝面盆有三好，洗脸、洗菜、摔不坏。”到了年，仪征铝器厂进入了国家轻工部部属企业，江苏领先、全国知名，创造了“草根逆袭”的传奇。一时“奎光”牌铝壶、铝锅、高压锅作为仪征人馈赠朋友、礼遇贵宾的重要礼品，代表着一座城市的自豪和骄傲。

历史不可复制，但又一脉相承的是昔日的沿江盐政机构、货场、码头旧址所在地，正是仪征最早的工业发源地，城南的铝器厂、纺机厂、活塞环厂、造纸厂、塑料厂、有色金属材料厂到青山矿区的后起荧光灯厂、电机厂、钢管厂、冶金厂、电子管厂……皆是沿江分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优胜劣汰，如今有些厂消失了，有些厂转行了，有些厂挂大靠强则以另一种面目存活了下来。如“新光”荧光灯厂由飞利浦重组，电机厂由西门子兼并，活塞环厂成为美国亚新科控股企业。然而，随着全国最大硬顶吉普车制造厂黎明汽车厂和远东最大化纤生产基地——仪化公司的出现，仪征区域经济开始对大企业、大项目产生严重依赖，这既有它拥有长江岸线、五路交汇（水路、公路、铁路、油路、汽路）的区位优势，适合大用水量、大用气量、大建材用量项目落户的先天条件，另一方面，仪征地处长三角顶端，和上海、苏南的来往并不便捷，也少有联系，缺乏与现代经济体系相融合的良好环境和载体：乡镇企业与外边联营的少，生产生活终端产品的少，像杭集牙刷、头桥医疗器材那样乡镇特色产业集中区少，民营优秀企业家更少。反过来，大项目落户对土地、资金、人才的吸纳，又形成了对面广量大的小企业的挤压，内生型经济发展的空间受到了抑制，化纤、汽车一柱独撑的称砣经济至今仍是仪征工业的一大隐疾、心痛，没有铺天盖地的民营草根众星环围，难有一轮明月的持久高悬。值得注意的是，漕运枢纽的失落，伴随的是原住民的大批流失，他们也带走了对运河、对仪征的怀念和感恩，而一波又一波的新移民进入，就难以对断层历史形成一脉相承的认同。

仪征人，向来就不排外，所以不乏跨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联姻、借船出海的经典案例；仪征人，习惯“饭吃不吃无所谓，弄点汤喝喝”的豁达、淡泊，地方GDP、工业销售、财政收入总排在全省县级市中游，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乡镇工业化不足，城区城市化不足，经济市场化不足“三个不足”使仪征早些年“苏中争第一”的雄心难以落到实处，但经验惯性、路径依赖、政策鼓励又使仪征人在招引大项目落户、争抢大企业入驻方面独树一帜，风头不减。

三十年前说仪征，人们自然联想到本土的“铝锅、铝壶”；后来讲仪征，外界多将之与仪征化纤、大众汽车联系在一起，和一个国家政策作用下的人造10平方公里“化纤城”和一个政府不遗余力推动的沪苏跨界最大重组项目联系在一起。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有了两个“仪征”：

一个是上海大众、仪征化纤双柱支撑、顶天立地的仪征；一个是内生型本土经济发育不良，大树底下难长草，无法“铺天盖地”的仪征。

经济多样化的缺乏，带来二元悖逆的跛脚现象，成为运河遗留的一处经常复发的旧伤。

十、无中生有的双城崛起

说仪征人淡泊、不争，更多表现为日常的生活态度，而一旦风口来临，热血澎湃，冲上去、下不来、飞起来的也一定是仪征人。国家再度亲睐仪征这方弹丸之地，已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这次不是为了粮食和盐，是为了解决10亿国人的穿衣问题，必须兴建一个大型石化企业，用石油加工成化纤生产“的确良”，腾让千万亩以上的种棉用地。江苏、山东、河南多个省，省内徐州、连云港、仪征多个县市进行了激烈竞争，最终仪征胜出。理由既有自然条件过硬的一面：这里临江，可满足一天40万吨的巨量用水需求；这里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建的鲁宁输油管道入江处，一年中转量达亿吨以上，油头供应没有问题；这里，岸线顺直，深泓临岸，黄金水道运输便捷，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县委、县政府为了确保项目的落户，从征地近1.5万亩、到千方百计获得专家：仪征并非地震活跃带的一纸权威背书，可谓吃尽千辛万苦。当国家财政吃紧、无法支持项目顺利实施时，荣毅仁领衔的“中信”接手了融资工作，“负债建设、自我发展”的仪征模式开创了国家特大型项目市场化融资的新路。而为了安排四面八方的建设者，县里拿出条件最好的招待所供指挥部办公，纺机厂等地方企业架暂停本厂年轻人婚房的分配，优先安排外来技术人员住宿。

10平方公里的仪征化纤基地的崛起成为江苏大地的“明星”，成为东至黑龙江，西到四川全国年轻人的职场向往，更成为仪征从农业小县向工业新县转型的强劲触媒，年仪征在全省率先撤县建市，以承载历史辉煌记忆的“真州”命名的东西主干道，串起了老城区与仪化新片区。仪征化纤投产后，不仅圆了“衣被天下”的梦想，让中国老百姓彻底告别了凭布票买衣料的历史，而且鼎盛期地方财政花费一元钱就有六毛来自仪化，这几乎是昔日运河时代仪征对国家和社会贡献的又一翻版。统一厂服、严格管理、持续培训、技术创新的大企业形象，“与世界共经纬”的开放气度；连片成幢的住宅区、集中供暖的御寒方式，东方园林与欧陆城堡的休闲公园、举行全国性排球比赛的体育馆……仪化产城一体化建设，刷新了一座芜城的时代形象，也引领着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抽枝发芽。

几乎与仪征化纤公司同期闯入国人视野、跃上历史巅峰的，是仪征本土的一匹黑马，从年白手起家的黎明汽车厂。这家以“自我开发，自我发展，自我经营”“三自”闻名的民族汽车工业代表，在时有“李大胆”称号的创始人李新观带头下，完成了从开汽车、修汽车、改装汽车到造汽车的嬗变，被公安、水利等国家部委纳入“亚计划”采购目录，鼎盛时期跻身全国工业强。当时公路上每走过10辆车就能看到一部“黎明”。产品紧俏时，仪征城里的旅社、宾馆住满了等待提车的外来客户，也正是在辉煌时期，全市第一座三星级酒店黎明大酒店、第一座企业总部商务楼拔地而起，成为真州城区最显赫的地标，与时尚、气派的仪化生活区形成东西呼应。

可以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正是抢抓了计划经济的供需失衡机遇、国家政策倾斜的风口，正是受益于仪化、黎明汽车的辐射带动，仪征的地方经济得到了快速扩张，促进化纤无纺和汽车配件进入了集群发展期，连最偏僻的苏皖边界陈集，最贫困的丘陵山区月塘（移居）都办起了相关的联营企业。仪化与大城市媲美的学校、文化宫、体育场、医院成为现代化县市的标志，仪征一度代言扬州“规模经济”现象，在第一轮沿江大开发中显示勇立潮头的时代风采。直到本世纪初，在地方党委、政府力推下，仪征黎明汽车厂无偿划拨给了上汽集团，引进投资亿的大众第五整车基地项目，以“1+”的全产业整车、零部件配套体系撑起一片国际化的汽车基地。“仪化”雄居江岸之上，“大众”傲立蜀岗之下，对角呼应，仪征城市发展进入了“双轨驱动”时代。

回望历史，可以发现仪征发展的每一个高光时刻，城市进步的每一次金榜题名，无论是关乎国运的漕运、盐运枢纽的确立，还是涉及十亿百姓穿着的仪征化纤的落户，黎明汽车得到国家部委的指定采购，转而挂靠上汽大众都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离不开枕江近路交通地利的积极转化，更重要的是顺势、借势、生势的开明决策，敢想、敢为、敢争、敢当的行政作为，这一点在宋代宽厚的社会氛围中屡见不鲜。主持东园建造的江淮两江荆湖发运判官许元，是在“京师粟少而江淮岁漕不给”朝廷大忧的危难之时，受参政知事范仲淹力荐且以“若不能办济，臣甘失举之罪”作担保而走马上任的，许元到任后力推新政，提高北粮南盐价格，形成利差、调节供需，很快“千艘浮江而上，所过州县留三月食，其余悉发。而州县之远近以次相补，不数月，京师足食。”宋太宗雍熙中，粮船从真州到淮口要经过多道堰坝，人工卸装，耗时费力，船只损坏严重，粮食流失厉害，直接影响了京城的供给安全。淮南转运使乔维岳主动作为，开拓创新，在相距70多米处修建了两个斗门，“覆以厦屋，设悬门积水，俟潮平及泄之”，自此“是弊尽革，而运舟往来无滞矣”。宋仁宗天圣年间，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鉴驻真州，又兴建了通江复闸，几年内减少冗卒人，节省杂费万贯，首开世界大型复闸的先河，使动关国计的漕运、盐运历史得以延续下去。再好的机遇，没有积极作为、敢于担当的主政团队，也会失之交臂；再好的水土，没有汗水、泪水甚至血水的浇灌，不可能结出甜美的果实。“三十功名尘和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为了长远的发展，一些干部不得不舍身取义，突破各种固化体制和潜规则，革故鼎新，难免付出少为人知的政治代价，但地方获益了、百姓实惠了，社会的口碑就是最高的奖赏。

十一、隐形五十年的南京飞地

如今，仪征化纤基地落户已经超过了40周年，上海大众重组黎明汽车厂跨过了10周岁，仪征正迎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加速落地，宁镇扬同城化为核心的跨区融合加速新机遇。“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作为宁扬之间唯一的节点之城，仪征面临着设立扬州仪征区还是划给南京的民间热议。在东牵西扯的角逐、平衡中，如何取得左右逢缘的最大公约数，历史已经给出清晰的答案：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想当初，仪征石破天惊、力排众议，将黎明汽车厂无偿划拨给上汽集团；又历经10年时间的卧薪尝胆，焦灼煎熬，从7家大城市参与的激烈竞争中，夺取了上海大众第五整车项目，这也是践行当下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最早实践。行政力量、官员意志，只有服从区域经济协同分工和市场客观规律时，才能给地方注入持续的活力，而非昙花一现的人造繁荣。

跨江融合、挂大靠强是必由之路。事实上，仪征扮演南京滨江产业北翼飞地的角色已有五十年以上的历史，只是因为相沿成习反而不被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