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重点是如何迅速而有效地控制疫情的蔓延，但也需要反思，如何针对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城市规模，从未来风险管控和降低各类经济和社会成本的角度，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路径

文/李铁

本文来自财经杂志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的爆发引发了新的城市危机。

虽然当地城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但目前来看已经在全国和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发生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上一次是在北京，时隔十几年之后，又发生在武汉。类似的事件先后发生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我们应该反思，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将来遇到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更多的挑战却显示在社会层面。

随着类似危机的发生，我们要承受的不仅仅是经济成本、社会影响力、波及全国的恐慌等，更重要的是要思考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社会代价？

近些年来，很多经济学家和城市问题专家，经常提出的一个观点是，中国要发展千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才能够达到人口聚集形成的规模效应。他们大多以东亚的日韩为例，或者是以美国的纽约和英国的伦敦作为成功案例。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后发城市化的国家，无论是拉美的超大城市墨西哥城、里约、圣保罗等，还有印度的孟买和新德里等，它们的人口过度向特大城市聚集，带来的城市问题则更为严重。一方面是社会治理难度很大，另一方面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口高度聚集之后，引发的“城市病”。

如果说我们过去